陈玉成力促洪仁新政

陈玉成力促洪仁■新政戴萌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杰出将领,以年轻、骁悍、英勇善战著称,在太平天国和清廷都享有极高声誉,清代名将曾国藩说：“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太平天国后期的军师洪仁在陈玉成牺牲后沉痛地说：“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     

苏过监太原酒税期间的交游与创作

正苏过(1072—1123),字叔党,号斜川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苏轼第三子,以诗赋知名于当时,时人称为小坡。曾中两浙路解元,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应礼部试,未第。其后随父前往多个贬所。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随父北归。苏轼卒,葬于河南郏县,苏过在此居丧三年后,依叔父苏辙闲居颍昌(今河南许昌),整理父亲遗作,编定《东坡后集》。又营湖阴地     

四千里流亡求学与五次易地办学——嘉兴秀州中学师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流亡经历

嘉兴南湖之滨,有一所百年老校——秀州中学。在历史上很有声望,有不少大学问家从这所学校毕业或读过书,如数学大师陈省身、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大翻译家朱生豪、“二弹一星功勋章”获得者程开甲、英语教育家许国璋等等。她,建立于1896年,开始时是传教士办的一所男童学校（small boy school,1900年发展为秀州书院。从秀州书院算起,今年正是她的105周年华诞。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秀州师生为求学、办学,曾经4000里流亡和五次易地办学。     

流亡中的日常意义沉思——源自抗战时期丰子恺的经历

在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活中,丰子恺的日常意义思考,涵蕴了诸多异于承平时代的元素.战争凸显了"活着"的价值;面对无可闪避的肉体灭失,丰子恺发展起个体生命的社会延续思想,并将"活着"的原始价值置于人类文明的坐标中进行充分估量和合理定位.战争将个体生存的方式汇聚于身外之物;在丰子恺眼里,日常生存之道不过是"本身之物"与身外之物的比较、身外之物的取舍与满足,而这一切与个体生存成本基本没有关系;战时外交关系触发了丰子恺的思维灵感:在不同的时空域中,私密的人际交往与社会交往具有不同质的意义.战争唤醒了共同体归依意识;背离世代植根的乡井,丰子恺获得了对共同体要素和时空特征的清晰意识,并将之在"家"的怀想中集中表达出来.     

洪仁玕与中国近代化

近代史开篇以来,国势衰微,朝廷腐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仗其强大的国力和武力撞开紧闭着的中国大门,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救国救民,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眼光转向相对强大的西方。洪秀全,因其最先利用和改造了西方基督教,并发动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被毛泽东列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的首位。然而,洪秀全并没有从西方寻找到真理,相反由于恶劣的战争环境和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洪秀全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一度陷入了迷途。真正站在时     

放眼世界、革故鼎新的洪仁玕

历经艰苦,一心追奔太平天国1822年2月20日,洪仁玕出生在官禄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九年前即1814年1月1日出生在花县福源水村农民家庭的洪秀全（族名仁珅）,是洪仁玕同高祖族兄,不久也迁到官禄■村来。两家血缘相亲,守望相助。洪仁玕自幼读书。1836年初试不第;接着1839、1842年又两次科考都名落孙山。没奈何,1843年在家乡权充塾师。洪仁玕困于场屋,怀才不遇的不幸遭遇,与洪秀全基本相同。再加上,他们“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情谊深厚。这年,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倡拜上帝,他和冯云山是最早的信徒。洪仁玕跟着洪秀全,将塾中…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在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集中人才最多、反封建目标最明确的,只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它从起义到失败经历了十四年,势力遍及十八个省,一开始就集中了高级人才数十名。这次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年,但它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是永远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的。     

潘之恒与曲家的交游考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安徽歙县人,明代名的戏曲评论家,有《亘史》、《鸾啸小品》、《黄海》等书。潘之恒一生游历非常丰富,交游甚广。民国《歙县志》卷十“人物志·诗林”介绍潘之恒时说：“海内名流无不交欢,出入座客常满,彝鼎陈前,丝簧列后,是涩囊冷突时亦然。”他的友人长洲画家陈元素也说：“以余结发来三十年所交     

傅山与屈大均交游考论

傅山与屈大均,为清初南北两大遗民,在山西、广东两地遗民群体和士大夫阶层中均为旗帜性人物,而两人在当时也有交往,本文拟就傅、屈两人的交游进行考证,并对这两位煊赫青史的文化巨人在志节、思想等方面做出比较和论述,以冀对明遗民的行藏异同进行探考。     

阎尔梅与史可法交游考论

阎尔梅是著名明遗民诗人和抗清志士,甲申国变,史可法给阎尔梅写了一封聘书,盼望与之共谋复明大计。阎尔梅怀着矛盾的心情就征,但对如何应对时局却有着明确的主张。在《上史阁部抚定高兵书》和《上史阁部书》中,阎尔梅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天下时局和地理形势的分析,建议史可法帅师西征河南剿寇、北进河北击虏、恢复大明故国,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然而史可法却用左右计,退保维扬。结果以身殉国,随后发生了扬州十日的历史惨剧。关于二人的交游,阎尔梅在其诗文集中有较为详细的史事记录与情感表达,特别是新发现的《蹈东集》中有20首诗作涉及到二人的交游,其中7首佚诗更是研究阎尔梅与史可法的珍贵文献。考证二人的交游,可以从一个侧面还原甲乙之际南明政权、入关清廷以及大顺义军之间斗争的历史状况。史可法虽未采纳阎尔梅的画战守策,并非缺乏远见卓识,应放在南明史的宏观视野中去考察,在畸形的弘光政权的阴影里,史可法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与无奈。我们不能否定史可法以身殉国的爱国情操,更不能否定其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评价。     

士人交游与文献传播

<正>在近代大众媒介兴起前,文献传播的途径仍相当狭窄。带有组织机构性质的官方藏书存在明显的封闭性,商业化的图书市场则偏重于蒙学读物、生活用书及文艺作品,因而人际网络成为学术图书的流通渠道。清代学者不像宋、明士人那样喜好聚徒讲学,而是交游活跃,往来书札浩如烟海。许多书札以书为缘,多涉赠书、刻书、评书和买卖图书,呈现出一幅广阔而生动的治学画面,《清代名人书     

吴历与许之渐交游考略

吴历是中国美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曾与受"康熙历狱"影响的亲西学人士许之渐有过近二十年的往来,吴历信仰的改变及许多重要的绘画作品都与许之渐有关,本文希望借助画跋、年谱、诗文集等资料,对二人的具体交往作一详细梳理。     

祁隽藻与张穆交游考略

祁隽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字叔颖,号淳甫,又实甫、息翁。嘉庆进士。历事四朝,辅佐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君,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是晚清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诗人,一代儒宗。张穆(1805—1849),山西平定人,字石州,别署斋,是晚清的一位地理学家、文学家、学者,又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爱国思想家。从年龄上看,祁隽藻比张穆大12岁。张穆的三哥张丽暹娶祁隽藻的妹妹为妻,故为姻戚关系,是平辈。祁隽藻在《斋文集》序中称:“称与石州,同乡姻戚也,交最深。”吴履敬在《斋文集》的序中写道:“师既久不得志,以姻戚乡里,特蒙…     

陈亮与陈傅良交游考

作为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陈亮与陈傅良在南宋中前期提倡功利主义学说,并大力进行文学创作,不仅对浙东学派之繁荣兴盛贡献甚巨,且直接推动了浙东文派及"乾淳体"之形成。两人自乾道年间初识至绍熙五年陈亮没世,相交二十余年,既有互为莫逆之经历,又有学术思想之分歧,亦不乏政治观点之争执。考察陈亮与陈傅良交游经历,对深入辨析浙东学派内部诸家学说之异同将有所助益。     

香港历险记——我在抗日期间的一段经历

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这之前,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我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艰苦生活的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1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     

洪秀全与洪仁玕宗教思想之比较研究

拜上帝教是一个中西合壁的宗教,其教义中有不少基督教的成份。但是,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而言,在如何取舍基督教教义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主要表现为洪秀全与洪仁玕之间的分歧。本文拟就此角度对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宗教思想作一比较研     

标准与个性——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其间,外国使臣的使行朝拜、参加宴典使其更具有制造国际性帝国形象的意义。与此相关的《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则可视为大清帝国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塑造;同时,对外国使臣的描绘也形成了一套清帝国对异邦夷族进行认识和塑造的视觉形象系统。故此,本文尝试探讨于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形成的两类朝鲜人形象系统,并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间体现出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     

章士钊与郑孝胥的交游始末

章士钊与郑孝胥的交游近二十年,从沪上初游到天津李园学诗,再到二人异途而趋,其间世事沧桑,二人有离有合,性格、志行于此亦可见一斑。     

黎庶昌与日本文士之交游

今年是晚清著名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出使日本任满回国一百周年,特撰此文以作纪念。庶昌两次出使日本,前后共六年多时间。公务之余,则与日本朝野文士广交朋友。他在《宴集三编统序》中说:“余以光绪七年冬奉使日本,     

武亿与黄易金石交游考

武亿与黄易均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二人在金石学大家朱筠京师府邸相识订交,以金石为媒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互赠碑拓、共同访碑,在学术上砥砺切磋,相互影响。二人交游推动了彼此的金石学研究向着更广泛、更深入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