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开端

隋唐五代时期民间信仰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中一支与佛教的异端、民间道教相结合,发展出自己的教义与教团,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以秘密宗教的形式向民间渗透。始终存在的民间信仰传统、佛道两教的深刻影响与隋唐五代纷乱的社会状况,为民间信仰的组织化和民间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之源。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态建构

民间信仰是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却有不同时代的变化。民间信仰可以定性为一种宗教形态,它既有历史的演变,亦有内在的结构。民间信仰与其他的宗教形态,与民俗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有着复杂的互动关联。     

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

在汉画像石的图像中,西王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神话题材。东汉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画像石墓中都可以看到西王母的图像,而且位置显赫。从西王母图像的发展轨迹和组成看,西王母信仰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宗教形态,它所具有的宗教品质,特别是西王母至上神的努力,对我国宗教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体现出汉画像石的宗教价值和宗教艺术价值。     

西藏民间信仰节日

运用这个词以前,我考虑了好久,思来想去,总觉得用“民间信仰”来概括西藏一部分节日的内容更为妥贴。其一,西藏的民间信仰不同于本教、佛教。本教、佛教曾受到西藏统治者的青睐、扶持,并被纳入到上层建筑中去,民间信仰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礼遇:其二,民间信仰与原始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相当部民间信仰缘于原始宗教。但是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不同社会的洗礼和改造,因此民间信仰比原始宗教更为精细、文化内涵 更加深广;其三,民间信仰没有本教、佛教那样严格的教理、教规和信仰体系,而是比较松散的自由信仰,但它仍具有宗教的性质。说了半天,还是让我带你去看看西藏民间信仰节日吧!     

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基督教——以北美和东南亚为例的分析

论文在梳理北美和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阐述了海外华人基督教的一些特征。受多元异质文化的影响,海外华人宗教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不仅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得以在海外传播和发展,西方基督教文化也在深刻影响着华人社会,华人基督教由此得到发展,尤其在北美和东南亚。北美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文化,华人基督教发展最盛;东南亚华人主要信仰中国传统宗教,但基督教的跨族群传播能力使其能够在华人社会中广泛传播。因此,华人基督教的发展程度受所在国宗教特性和政策的影响、华人基督徒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海外华人基督教信仰的社会服务功能在传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

中国内地的民间信仰研究者在与西方以及台湾、香港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时,经常面对“内马非马”的词源问题：“民间信仰”一词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用法,在西方世界（包括香港）,相应的研究领域应该称为“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可是内地学界共识的“民间宗教”概念对应的却是民间秘密教门。内地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两个概念大致平行,在西方和台港学界,民间宗教是一大学科领域,     

明清时期武威地区的宗教与民族关系探蠡

明清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亦得到空前的繁荣发展。古武威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的西部重镇,这里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派别林立,民间宗教亦在适应社会需要、迎合群众心理的情况下遍地开花。本文旨在对明清两代武威地区之各民族及其所奉宗教进行描述,探蠡各教派以及政教之间的关系。     

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

礼与俗是中国民间信仰实践的核心。从生活实践与身体的角度,可以阐明礼俗实践所体现的中国民间信仰实践身心合一、信仰与仪式融合的特质。拜是礼俗实践具身化的体现。拜既指表达敬意的具体的身体动作,如鞠躬、下跪、叩头、上供等,又可概称人们总体的宗教倾向与宗教感。拜以身心合一的方式集中体现了民间信仰实践的惯习。人们从小在家庭生活中耳濡目染地学习与完成拜,在礼俗实践中想象与完成与阴间的互动交流。长期的礼俗实践最终将阴间、阳间宇宙观内化为身体的实践行为与存在状态。宗教内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是信仰和仪式有机融合以栖居于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则由周期性互动交流的阴间与阳间共同构成。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

在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中,从民间宗教入手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祭祀圈在其中就是一个研究者都耳熟能详却又莫衷一是的概念。究其原因,并不是研究者对祭祀圈在取代或补充施坚雅(W．Skinner)“市场体系”来认识中国这样一个有国家的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上存在分歧,而是对祭祀圈内涵的认识存在分歧。这一分歧可以从另外一个倍受冷落的概念——信仰圈中进行探讨。本文虽然主要是就前人对祭祀圈和信仰圈的定义进行梳理,目的却并非要界定两个严密,完备的概念,而是去揭示民问宗教祭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