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门主要思想及书院活动述略

翻开《明儒学案》,所列“王门”学案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学案,唯无“黔中王门”。故其后论王学者,均未提及过“黔中王门”。而实有黔中王门存在。笔者不揣浅陋,仅此作一探微,述其大略,就教于方家学者。贵州故称黔中,且与《明儒学案》例同,故名。一、黔中王门的产生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因忤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后,贬至贵州为龙场(今修文)驿丞。“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①“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②“乃以默记《五     

“学案体”研究现状述评

如编年体、纪传体等史学体裁一样,“学案体”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百年学案》等学案体史籍,不仅展现了一个阶段儒家人物的思想特点,勾勒出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及学术宗旨,而且反映了该时段学术的整体面貌,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因此,学案体著作对儒学文献尤其是理学文献的保存,对当代及后世的文献编纂所具有的总结、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领域的价值亦不可忽视。     

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

《宋元学案》是一部比较全面地综合了宋元时期各学术派别的思想资料,并以学案体的形式加以编纂的学术史专著。其规模之庞大、材料之翔实、体例之严整,均超迈前此的学术史著作。因此,有必要从学术史编纂学的角度,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研讨。一、《宋元学案》的编纂《宋元学案》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非成书于一时。它系由黄宗羲始纂修于清康熙十五至三十四年间(1676—1695年),后经其子百家、私淑全祖望续修,又经同郡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整理,才成为百卷定本的。从宗羲草创此书至最后编定刊刻出版,历时近两个世纪。《宋元学案》初无定名,称法不一:或称《宋儒学案》,或称《宋元儒学案》,或以《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分称。直至道光年间,王梓材、冯云濠校定此书时,鉴于全祖望“所定《序录》,自宋及元,合为百卷”,才合称《宋元学案》。尽管《宋元学案》非出自宗羲一人之手,然而其草创之功,自不可没。他为本书发凡起     

中职数学“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探究

本文从中职学生的实际学习需要和中职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出发,探讨了在中职数学课堂实施“学案导学”教学模式的内涵与基本框采,并以《函数的概念》为实例,展示了中职数学“学案导学”模式在课堂的应用实施。     

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案题从郑本则未妥     

近百年来《清儒学案》研究回顾

正在中国学案史上,由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是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后,学案体史籍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最后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体著作,故有"学案体史籍的殿军"之称。《清儒学案》自1938年问世,即为学界所关注,容肇祖、钱穆开风气之先,率先研究,自后陈祖武、卢钟锋等学者接武前人,推陈出新,遂将《清儒学案》的研究引入深处。本文谨就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评《中国学案史》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评《中国学案史》吴怀祺陈祖武著《中国学案史》,１９９４年４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史林中又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我以为这部作品在实际上是一本局部的中国学术史。从南宋的《伊洛渊源录》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金兆蕃参编《清儒学案》史事考实——以国图藏金兆蕃致曹秉章书札为中心

金兆蕃是编纂《清儒学案》的重要参与者,由于学界对其关注较少,故而其参与《学案》编纂的具体情形仍模糊不清。国图所藏《清儒学案》稿本中有金兆蕃致曹秉章信札一通,是反映金兆蕃参与《学案》编纂的重要史料。通过考释此通信札,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厘清金兆蕃参与《学案》编纂的具体情形,亦能澄清金兆蕃因南归而退出《学案》编纂之说的讹误。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浅析“学案导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文章针对“学案导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首先从“学案导学”模式概况和“学案导学”模式理论依据分析“学案导学”模式。其次,分析新课改要求与初中数学教学现状,主要说明新课改背景下初中数学教学当前的一些不良现象。最后,从“学案导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应用的基本原则、根本要求、完整程序、预期效果四方面说明“学案导学”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说《周易》的变通史学思想

本刊从本期起,特辟“读书会”专栏。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二十七部书,尽先加以论述,分期发表。这二十七部书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兰国志》、《续汉志》、《五代史志》、《史通》、《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日知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文史通义》。希望在1988年度第四期基本完成,欢迎投稿,长短不拘、文体不拘,但希望写出心得,不要重复陈词,不要作材料的简单综合。     

郝敬的诗序论

郝敬(1558-1639),字仲舆,号楚望,明代湖北京山人,世称“郝京山先生”。他的传记附于《明史》李维祯传之后,其它在《明儒学案》卷五五、《存吾文稿》卷三、《启祯野乘》七、《明诗稿》一六四、《明诗综》卷五五等也都有他的传略。此外,自传性的内容文章有《小山草》九“生状死制”。郝敬的著作与经学有关的收集在《九部经解》中,论文、随笔等收录在《山草堂集》。     

《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条目辨正

近检《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吴海林、李延沛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现若干讹误,今以《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等史料校之,兹辨正如下: 该书第216页云: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济先生,河津(今属河南)人。按:(一) 与弼字应作“子传”,见《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疑“传、傅”形近而误。《辞海》(修订本)亦作“子傅”,误。(二) 与弼号应作“康斋”,见《明儒学案》。     

思想品德课如何发挥导学案的最大作用

“导学案”从字面分析,关键是教师的“导”和学生的“学”。学案是相对于教案而言。教案主要服务于教师,学案主要面向全体学生。学案教学法主要以学案为依托,极力倡导主体（学生）先行,然后通过学生的讨论、探索,使之亲身参与,这样可以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     

高中数学导学案教学模式初探

新课程标准提出了转变教学方式的理念,根据课堂教学实际,我们尝试把传统的“教案”改为“学案”,用“学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改革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效益,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本文主要探讨了“学案导学”教学模式、操作方法、该教学模式的优点,以及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明儒学案》文本研究和校点整理——访朱鸿林教授

《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以阳明学说为主系统总结和记述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及其流派,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百年来,《明儒学案》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华学系的朱鸿林教授用史源学的方法,致力于"重建文本",主持"重建明代儒学研究之文本基础——《明儒学案》新点校本研纂",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本刊就此访了朱鸿林教授。     

宋代学术史著作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

宋代学术史著作的出现,是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又是理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以论述理学发展为内容的学术史,是从史的角度对一定时期内的理学的变化,作了总结。适应这种总结的需要,这些著作体现出考辨学术源流的治学精神,在编纂形式上又有其精心的编排。明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学案体学术史著作,可以说是宋代学术史著作的进一步发展。一、《伊洛渊源录》、《道命录》对学术源流的认识     

邓颖超智讨名画

20世纪50年代,康生曾到大收藏家张伯驹家中拜访。他看到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浅谈高中数学“学案”教学法

数学新课程标准提倡学生自主的学习,而“学案”以当前教学实际为出发点,力求知识与能力并重,素质与应试兼顾。老师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使用“学案”,从基础知识结构的掌握、解题技能的培养到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开发,对学生学习进行系统的指导。学生借助“学案”自主学习,在此基础上突出个性和创新,通过师生的教学互动,达到共同提高。     

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再认识

对比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稿抄本与通行百卷刻本,可解决一些遗案,亦能纠正相关讹误。余姚本共有学案五十七个,非五十二个。傅图本大体以余姚本誊抄而成,不过内容互有增删。百卷刻本在学案署名上存在前后抵牾及误判,而傅图本对一些案语的归属,也有疏误。稿抄本的存在,有资于增补、校勘通行本的讹罅,也有裨于观测学术史轨迹的变动,对重新认识《宋元学案》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