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综论

在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事实上,新加坡旧体诗的作者,主要由新加坡的“过客”、新加坡的“流寓”者和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三类人构成。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传播途径有报纸及其副刊、诗集、社团传播和网络传播。通过对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文学史定位及其价值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文旧体诗是海上丝绸之路华文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旧体诗海外创作的行为意义大于写作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走向

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经历了建国初期“团结、教育、引导”方针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则打下“阶级斗争”烙印;至新时期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指导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对知识分子实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随着改革深化进一步强化人才观念,重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与此相应地,中国的知识分子适应“现代性”要求,去除旧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体现新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集合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要使命。     

新加坡第一部华文文学史出版

《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日前已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美国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在新加坡出版。该书可说有两个第一 :这是第一部纯粹勾勒新加坡华文文学近百年 (1 91 9— 1 995)发展面貌的新华文学史 ,也是第一部由中新两国专家联手写作完成的文学史。参与执笔者以中国学者     

新加坡客籍华文作家研究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新加坡华文文学也随之从马华文学中分离独立出来,并在原有的马华文学基础上,在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新兴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开始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新加坡华文文坛在一个短暂低潮期后出现了蓬勃的现象。     

浅谈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和社会角色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具有多样性特点,对知识分子的概念界定与形成时间也存在分歧。若将“独立”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普遍辨识标准会更为恰当和准确。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理念人”和自我“供养”三种角色与保持独立的三个条件相接应。对知识分子基本特质的梳理和优秀精神资源的挖掘,利于汲取其有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程。     

当代知识分子在文化软实力升位中的角色演绎

当今世界,国家的发展要靠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这就意味着纯粹的经济发展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我国在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强调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代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充分发挥自身强大的继承、传播和创新优势,在文化软实力逐步升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论华文教育的定位及其发展趋势

有关华文教育的定位,历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华文教育涉及诸多的学科、政府与民间部门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各国社会状况、教育文化政策等,我们应对以上诸多因素给以全面、充分的重视。本文据此提出,华文教育应分属海外华人的民族文化教育、政府的侨务工作、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以及华侨华人研究等几个领域。同时,华文教育自身的这种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低龄学生人数增加、华文学校功能进一步扩大、教学中的语言文字更加统一以及华文教育社会化并逐步进入所在国主流教育系统等方面。     

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本土化一瞥——1978年《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写作人》研究

作为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以下简称新华文学 ) ,在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中 ,在经历多次起伏、迂回曲折的发展后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浓郁的地域色彩 ,并成为其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华文学的发展 ,离不开当地报章文艺副刊和文艺期刊的培育 ,它们在传播新华文学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报章副刊 ,更是文学创作者不可或缺的发表园地。新加坡的报章文艺副刊 ,一向都是文坛的重镇 ,而文艺副刊又多集中在以《南洋商报》为首的四家华文日报上。1《南洋商报》刊出的纯文艺副刊有三种 :《新年代》、《星期…     

王的诤臣——胡适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及使命

作为知识分子的胡适,他终其一生都将知识分子,包括将他自己,定位为国家、政府的"诤臣",这一"诤臣"的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批评的使命和目的.胡适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要有"面折廷争"的勇气,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要有鼓励"合法的反对"的大度,而知识分子批评的目的正在于为政府救弊补偏,辩冤白谤.     

性别与教育：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分析

战前新马华文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女子教育进步较快,但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受教育级别、教育经费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本文主要从性别视角分析战前新马华文教育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作者认为,华侨社会的教育理念、教育期望和经济成本是造成这种性别差异的主要根源。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兼论土生华人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学在新马流播极早,它们主要是通过早期劳工口头传播、私塾授受传播、文人沙龙传播、华人社团传播、峇峇群落马来文翻译传播等渠道,使中国传统文学在当地被广泛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中国文学由此对当地的华人与华文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     

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

本文以战后初期华人社团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中的作用为讨论的切入点,重点分析会馆如何重建或新办学校、筹措资金以及提供师资与领导等方面的活动.本文也将通过详细的统计资料,探讨会馆属下学校的董事、教师、学生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以期厘清华文教育、会馆以及社会经济变迁这三者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     

认同“点染”与本土强化——论新华文学中的鱼尾狮意象

鱼尾狮作为新加坡的形象标志,充满了丰富的少为人知的吊诡。即使是梳理现有的文学书写,它们对鱼尾狮的本土意象叠加、冲突等也令人兴趣盎然。从见证、记载历史,到对自我、族群文化困境与危机的忧心,再到想当然地对自然生态的捍卫,再到国家、政治、文化认同的变迁,鱼尾狮显然从它诞生时的文化意义上的瘦弱到如今变得羽翼渐丰;但同时,其中的吊诡却也如影相随,“纪恶”的同时却也加强了“恶”,反思其缺憾和内在认同的同时,却也强化了它的文化意涵。本文力图剖析新华文学中这个独特的本土意象。     

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

以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视点,在民间关系研究的框架内,探讨和阐述了新华侨华人和跨国华人的概念特征、新华侨华人与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时代价值以及民间关系的模式特征和意义。研究显示,国家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民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国家关系的改善、发展和地区关系的整合,奠定了厚实的民间基础;跨国移民之于民间关系、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多元探寻,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和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双赢互利的方向。     

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参与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是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以及旅日文人。他们多为饱学之士,且好交友喜翰墨,常与东瀛的一流文人宴饮赋诗、笔谈雅会,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赋篇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极大地刺激了日本诗人的创作欲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同时,他们还以游记、随笔等形式,把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等介绍给国人,为国内同胞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世俗人情、自然风物等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     

Language,history and the nation: an historical approach to evaluating language and cultural claims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the abstract commitment to individual rights found in liberal critics of Bill 101 and the equally ahistorical approach of multicultural theorists like Bhikhu Parekh,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current minority status of different groups is crucial in evaluating the legitimacy of one cultural group to promote its cultural needs over another group within existing states. When the culture of a group residing within a particular state is secure in a neighbouring jurisdiction, the issue at stake is not necessarily the survival of a unique culture but the cultural needs of particular individuals.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y have no legitimate claims against the state. However, in examining the language policies in Quebec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Baltic states, it is argued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in kind to the rights due to long‐standing communities struggling for linguistic survival.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Iris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ideal: the dynamics of nationalism in Northern Irel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orthern Ireland conflict in the late 1960s, Irish nationalism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prominent force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state. Recent studies have suggested, however, that the ‘Nationalist’ popul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ntent within the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created by the peace process and the aspiration for Irish unity diminished. In placing the Northern Ireland situa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ism,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how these changing priorities have been possibl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rish language study in Northern Ireland's schools, the paper will examine how the political ideals espoused by the nationalist Sinn Féin Party reflected the priorities of the ‘nationalist community’. It will be contend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y and ‘the people’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is often allowed for and that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ar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is.     

跨国场域下的企业家精神、国家与社会网络：中国新移民的个案分析

以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企业家为个案,简要地讨论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展延;分析了新移民企业家跨国知识与技术优势在新兴企业成长中扮演关键作用;论述了跨国移民企业家产生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赢策略;进而阐述跨国性的理论架构如何有助于解释华人企业家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为了客观反映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和认同等领域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基本数据材料的分析,探讨了当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古晋、吧巴和诗巫等地的华人认同情况.在语言方面,华人子弟在小学阶段大致打好华语基础,同时保持华人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华语和华人方言的使用占优势,但在商业和职业范围,马来语和英语的使用率有所增加.经济生活方面,华人发扬了传统的奋斗精神,贡献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认同方面,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认同,远远高于对中国等其它对象的认同.结果显示:华人既保持华人性而又能动地适应国民规范;华人以民族语言维持传统文化的族群社会功能,扮演着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形成了本身的"华人文化圈"并进一步孕育着华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