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盖销”的邮票

我国“文革”期间发行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曾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贴用时不予盖销”的邮票,堪称邮政奇闻。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江青与“样板画”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江青在戏剧界树立的“八大样板戏”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江青在美术界也树立了一个“样板画”,这就是美术界唯一的“革命绘画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尽管这幅美术作品在“文革”时期影响很大,家喻户晓。     

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不准盖销的邮票

我国"文革"期间发行的文12《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贴用时不予盖销"的邮票,堪称邮政奇闻。这套邮票发行于1968年8月1日,全套一枚,面值8分,邮票主图是根据《毛主席去安源》油画设计的,毛主席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在乌云翻滚的天空下凝神走来。原画     

“文革”时期南同蒲铁路被冲击记事

中共九大是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是“文革”第三年的事。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新闻影片中,毛主席扳着指头说“已三年了。”这是“文革”达到的一个高峰时期,回忆起来,正是在九大前后,山西南同蒲铁路却混乱的出奇!两派群众的武斗冲击铁路,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大动脉无法正常运转。非法的3．18列车即是当时晋南铁路的“怪胎”,为此毛主席亲自批发了“照办”的“7．23”布告,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背后的故事

诞生于1967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美术界的一大轰动事件,刘春华（原名刘成华）的名字也随之响亮地传人了千家万户。这幅在“文革”期间印刷了9亿多张的作品,超过了当时全国的人口总数,即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油画之一。     

家住安源

安源煤矿恐怕是中国最出名的煤矿了，40岁以上的人从小就听说过。安源煤矿总是和一幅油画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去安源。手拿油伞，身穿长衫，年纪轻轻的毛泽东，只身到安源，来到工人中间传播革命。这是一个让几代人永远记着的身影。     

援越抗美的“红卫兵志愿者”

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让无数人终身难忘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清晨，当毛主席从天安门走下来时，整个广场一片沸腾，地动山摇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在金水桥左侧不远处，有两名一高一矮的红卫兵从凌晨3时就等候在这里。当伟大领袖走过时，两人的心都差点跳出来了——“这可是毛主席呀，     

伴随共和国成长的红色画家

他参加了国徽的设计,并设计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 他是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主席画像的作者; 他参加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和一些邮票的设计工作,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师; 他是“文革”前每年国庆与“五一”节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的队列美术设计者。     

红宝书中神秘的国民党党徽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文革”中，除了婴幼儿及不出门的老年人，几乎人人拥有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巴掌大小，红塑皮，谓之“红宝书”。开会、学习、上班，乃至出差都常带在身上。为此，有人还特别用布做一个专用袋，或用女孩子扎头发用的红色圆塑料细线钩一个漂亮的袋子，很精致，像现在有的女士挂手机一样，斜背在身上。     

我的一段编辑生活

一个作家的成长，有多方面的因素，而文学刊物对作家的迅速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文革”十年动乱，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在一片混乱中度过，特别是文艺部门，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一切工作陷于瘫痪，各级文联机构也被撤销，直到１９７５年毛主席把邓小平请出山来，人们才看到一线曙光。这期间，我省文艺领导也认识到，现在是该站出来工作的时候了，首先考虑到先把停刊多年的刊物办起来，然后逐步恢复文联。于是便在原文联留守人员中，成立编辑组和美术组，任命王树艺为美术组长，把我从艺术馆调出来任编辑组长。办刊物首先是稿源问题。为筹集稿件，邢立斌同志亲自出马，带领一些同志到绥阳县，开办一个笔会式的改稿班。这一举措，成为日后《山花》每年举办一期改稿班的先例。一个月的改稿班结束，果然筹集到一批稿件。这样两月一期的《贵州文艺》，基本上做到按时出刊。刊物究竟能否正常按时出刊？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因那时“文革”并未结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不定。１９７５年，“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小平同志再次遭难，人们又陷入沉思困境之中。特别是１９７６年初，“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通过文化部的爪牙，在文艺界掀起一场大写...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     

我参加了建国十五年大阅兵

1964年秋,过完暑假的我从老家一回校,便投入到紧张的军训中。当时学校召开了动员大会,传达上级精神,布置全校学生组成一个方阵,参加“首都民兵师”的队伍,国庆节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听完动员后我们群情振奋,摩拳擦掌投入到一个月的军训中去。     

我参加过五次国庆庆典

从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0年国庆21周年,首都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20世纪60年代,我曾参加过五次国庆庆典活动。见到毛主席,放飞和平鸽1962年我在读小学时第一次参加国庆盛会,是天安门广场最北侧少先队大队里的一员。1963年,我又一次作为少先队员站在广场北侧,参加国庆活动。这两次我都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穿灰色中山装,魁梧高大,神采奕奕。在我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一会儿扬起手,一会儿鼓掌,向人们致意。     

北京大学里的“监狱”

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还有监狱？当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个文题一下子就蹦了出来。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开风气之先，或好的或坏的都有。最大好事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杂志由陈独秀初创于上海，落脚北大之后才阵容扩大，论锋逼人，震动全国，其影响、薰陶或刺激的可堪称中国之最；可最大坏事是什么？那就是“文革”之初，出现在北大墙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读过北大校史，仅从史料知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设有监狱。1919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有四五千人之多，群情…     

文史博览

朱德总司令与我的一次谈话欧阳毅1972年5月3日,朱德总司令与康克清在家里接待了我和我的爱人陈珉,备感亲切。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恢复工作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没有?工资是否已经补发?他还特别关照我要把身体养好。以后谈话的内容转向林彪,总司令说:“林彪这个野心家,过去在长征中,就反对毛主席和我,‘文化大革命’中他一直要打倒我的,斗争我的万人大会票都发了,是毛主席保我,会才未开成。”潘天寿遗言谷雨潘天寿是中国一代国画大师,一生备受世人尊敬。没想到,“文革”特殊年代,在他年逾古稀的时候,却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     

我与南水北调规划

１９５３年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同志在“长江”舰上接见了我，并与我就长江流域规划作了长谈。其间，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我对他说，丹江口一带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毛主席立刻叮嘱我：“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他那种恨不得立刻见到察勘成果的急切样子，像一股无形的巨大动力催促着我，那宏伟远景更是激励和吸引着我，我一回到机关就迅速地行动起来。 南水北调与汉江流域规划 我站在南水北调这个新的高度，对我们过去已作的汉江流域规划工作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思考和审视。 汉江在历史上经…     

《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