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试论王莽改革中的奴婢问题

王莽变法时期,曾就奴婢问题宣布过一项改革,即把私奴婢改为私属,一律禁止买卖。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多年来人们大多认为他的奴婢政策没有实际意义而持否定的意见。对此,本人认为,从当时的历史发展看,这一政策有值得分析肯定的一面。现试述如下。一王莽奴婢改革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汉代的债务奴隶是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而日益增长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西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并日益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因此,王莽在改革中涉及奴婢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进步的思想基础。     

论刘歆与王莽“相互利用”之关系

刘歆并非一"貌君子而实依匪类者"的"逆臣贼子",其政治学术思想的最终指向与父刘向是一致的,即最大限度地尊崇刘氏政权,只是因客观历史形势的变化导致表面行为的不同甚至相反。刘歆争立古文经最初是在哀帝时,其目的是通过礼制的重建,借助哀帝改制兴复汉室;汉室的急剧衰微及王莽的兴起使刘歆由"兴复"退求"寿终正寝","禅让"的利益平衡点使他与王莽结成一"相互利用"之关系;新朝建立后,王莽、刘歆二人之间的离心现象宣告"相互利用"关系的终结,刘歆"曲线救国"路线失败。     

本期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学科前沿和读史札记16篇,集中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方面。新朝建立和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点的篇章,其承前启后之历史意义,其政治变动之思想价值,为学界持久关注。《新莽九命系统钩沉》考辨了新莽九命系统,并以此为线索讨论王莽时代的爵官制度和改制背景。     

东汉玉器的鉴定

一、传统延续与风格嬗变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加剧,王莽改制失败,长江、黄河流域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农民战争的火焰中,刘秀起兵南阳,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公元25年,刘秀重建了汉朝,称光武帝。因建都在长安东面的洛阳,史称东汉,同时又因其在西汉之后,故又称后汉。东汉至公元220年灭亡,历时约200年。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东汉光武帝整顿吏治、擢用贤良的政策和措施

一光武建东汉时,虽然腐朽暴虐的新莽政权已经摧垮,但是这只限于中央一级。王莽统治多年,由于他篡政的需要和吏治的腐败,曾经麕集了大批贪官污吏。王莽逆天下行事的所谓各项“改制”,也造成了大量的冤狱和成批的酷吏。《汉书·王莽传》说: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曾任命“七     

试论王莽货币改制

王莽自居摄二年(公元7年)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先后进行了四次货币改制。     

霍洛柴登古城出土的新莽“货泉”合金成分及金相组织分析

<正>一引言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经济状况恶化,为稳定自己的皇位,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王莽先后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着手改制以求得出路。在王莽篡权的十几年间,频繁变动币制,铸造新钱。前后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王莽货币品类繁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刀、布泉、布3大类,但考古发掘中常见的只有"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布"、"大布黄千"诸种,其它均少见。王莽的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又为王莽新朝功臣,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其与王莽之关系,于汉新禅代之作用,于王莽改制之影响,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