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大转折写真

在谈到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一些人往往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召开三中全会时,华国锋还是党中央主席,按照他的“左”的指导思想,又怎么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呢？况且三中全会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但全会本身只召开了五天。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一会期长达36天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次工作会议上都已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确认,并达成共识…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二十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     

稳字当头 行稳致远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现2020年预期目标,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会议发布的新闻稿,29次提到"稳"字。我们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用的是"稳中求进",这一次则用"稳字当头",更强调、更突出"稳"的重要性,可以说"稳"字将成为2020年宏观政策的核心目标。我觉得进行这个调整的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从总体经济形势看。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面临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个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忧是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措辞"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相比,显然更重了一些,2018年是"面临",开始遇到这个问题.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     

刘少奇与“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旬,北京城平添了一个数目不小的人群,这是中共中央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所有县委各有2人、地委各3人、省委和中央各部各4人参加会议,加上解放军和大型工矿企业的负责人,有7118人之多,故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以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之广、人数之多,这次恐怕是空前的.之所以要开这个会,是因为1958年以来,搞“大跃进”,搞公社,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混乱思想,经济一团糟,人民生活困难至极,政治上大反“右倾”,人们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终于看出了有些事并不是他以前所断言的那样,有些问题非解决不可.于是,便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会前,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准备了一个提交会议讨论的全面报告.报告初稿出来以后,照例先送毛泽东看.毛泽东考虑到对这几年的曲折发展进行总结,意见必不一致,建议不要等政治局讨论定稿,先把这个草稿发给全体代表,让大家讨论,提意见.同时,由刘少奇主持一个起草委员会,吸收讨论的意见,搞成定稿后正式下发.因此,这个会议的开法是别开生面的.一开始,就是中央机关和6个大区分组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第一稿,众说纷纭.期间,有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21人起草委员会用了8天的时间,     

毛、刘分岐与“文革”的发动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     

广州会议对科技大跃进的反思

1962年2月16日-3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是许多老科学家终身难忘的盛会。这个由聂荣臻副总理主持，有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全国科协、中宣部科学处、中央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地方科技管理机构等部门的100多位主管科学技术的负责人，和全国各学科领域300余位重要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有很高历史地位。     

毛泽东与科学规划

我同毛泽东建国前在延安、建国后在北京有过几次接触,但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有值得回忆写下来告诉读者的东西。 1956年1月,是我国科学界“大喜”的日子,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当代科学进军”。这个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的大会,毛泽东亲自在天…     

深入学习领会总理重要批示精神 在地方志事业发展新机遇期全面贯彻

<正>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机遇,那么,可以说。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给地方志工作顺利开展、地方志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总理的重要批示必将开启地方志工作、地方志事业的一个崭新时期。地方志工作者、地方志系统在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企盼的地方志全国工作会议,即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4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次特别会议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改革开改30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两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许多人知道三中全会,但不知道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何以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真实情况是三中全会前开了一个36天、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7倍,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以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见证人、资深学者于光远对这段历史的回顾。     

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述略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广州珠江宾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各中央局(1961年初,中央成立华东局、东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南局、华北局等6个中央局)、中央有关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共聚一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共商大计。因为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故称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广州会议”)。今年是“广州会议”召开40周年,又是建党80周年,回顾“广州会议”,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史教学改革

<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和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纳入干部教育、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和历史意义作出了明确的叙述。《决议》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决议》列举了这次会议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所实行的许多重要转变,并认为这些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保护为主全面做好文博工作

保护为主全面做好文博工作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１９９２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后,甘肃省文物事业发展很快,按照中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紧紧围绕“保护”这个根本任务,全面铺开了文物保护工作。我们先后维修了榆林窟、炳灵寺、西千佛洞、东...     

对延安时期陈伯达“洞中闲话”的片断回忆

革命不能硬来,不能强迫干,不能任意制造,而应当“自然而然革命化”。这个提法,是我在1941年下半年从陈伯达“洞中闲话”中听来的。他当时说是毛主席讲的,提倡的,是毛在泛泛地批评左倾急性病的革命家时讲的。这时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农村经济组工作。该机构是1941年六七月成立的,是根据中共中央刚发表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的三个大型研究室之一,其他两个是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敌伪情况研究室。这三者是分机构办事的,互不相干。政研室的副主任是陈伯达,主持工作(主任是由毛主席挂名),我在这机构工作半年多后就较长时期地到晋西北去…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1月至5月,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的起草始于1984年10月。现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文件起草的全过程,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意见,如实介绍如下。弊端在哪里?改革改什么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     

在全省第八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召开全省第八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指示和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等工作,进一步提升我省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水平。     

中共大兴安岭地区委员会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关于加强史志鉴工作的决定

编纂地方史、地方志、年鉴工作,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讲政治的需要,是进行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的需要,是国家和省下达的长期的指令性任务,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作过重要指示。江泽民总书记指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李鹏总理指示:“地方志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新编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认真抓好。”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省委、省政府在“在全省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提出编纂史志鉴是“官职”、“官责”。各级党委、政府和大中型企业与事业单位,不能疏职,要做到中央和省提出的“一纳入、五到位”,务必抓出成效,推进我区两个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