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观察:元朝与高丽宗教交流的新变化

<正>有元一代,元朝与高丽由于特殊的"甥舅之国"关系,两国人员往来紧密。以往学界关于元丽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政治层面(乌云高娃《元朝与高丽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高华在讨论元代文化史时,提到佛教与中外文化交流,认为元朝与高丽两国间的佛教交流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陈高华、张帆、刘晓《元代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乌云高娃提出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时期,元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密切(《高丽与元朝政治联姻及文化交流》,《暨     

高丽忠烈王及其随行人员在元朝的活动

高丽忠烈王时期,元朝与高丽关系非常密切。忠烈王以世子、国王身份多次入元朝。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入质元朝期间,其随行人员郑仁卿、金汝盂等,为促成高丽世子与元朝公主联姻而奔波,在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政治联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高丽元宗被废、高丽助征日本、忠宣王与公主感情不和等问题的处理意见方面,忠烈王随行人员的态度和建议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忠烈王与元朝的政治交涉过程中,其随行人员有提出合理建议而被嘉奖者,也有进谗言离间忠烈王父子关系而被处死或被流放者。可以说,忠烈王的随行人员在元丽政治、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熙宁四年高丽入贡考

熙宁四年,高丽中断与宋的朝贡关系41年后重新遣使入贡,在宋丽关系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关于本次朝贡的缘起、时间、地点、人物、官职、过程,中韩电籍的记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本文通过对两国史籍的考证,力图纠正讹误之处,全面还原本次朝贡的史实。     

北宋、辽时期的朝鲜华侨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统一中原,史称北宋。这时中国地方部分地区及东北地区为契丹族所建辽所据。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为高丽王朝。高丽与北宋、辽皆保持朝贡关系。侨居高丽的华侨众多,为古代朝鲜华侨高潮时期之一。北宋人多从     

元朝高丽进士李穑的“燕客录”——以李穑诗为中心的考察

李穑一生三次来到元朝都城大都：至正八年，他到国子学游学；至正十三年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至正十五年，任职元朝翰林院经历，次年初弃官回到高丽。李穑在中国学习、工作期间，广交科举同年、大都官员和一般士人以及生活在大都的高丽僧人、出仕元朝的高丽官员。这种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在大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给予了支持。另外，李穑还融入崇尚诗文的大都士大夫群体，李穑的诗作成为其社会交往的媒介以及元朝与高丽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耽罗隶元考述

耽罗即济州,原为高丽国属郡。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元军攻占后即行设治,迄止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元军被逐,元朝辖有耽罗有百年之久。其间虽有还隶高丽的反复,但元朝一直没有失去对耽罗的控制。本文从元朝设治、驻军及耽罗对元贡赋等方面,考察有元一代耽罗隶属情况,认为耽罗直隶元朝是元朝制约高丽国的手段;元朝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应以１３７４年高丽国攻陷耽罗为标志     

元代山东与高丽的贸易

文章从社会历史背景、政策、地理条件等方面分析元代山东与高丽贸易的优势,同时根据史料记载阐述元代山东与高丽官方和民间贸易的频繁,最后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元朝时期山东是与高丽贸易的重要基地。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北元与高丽的外交:1368年～1369年

１３６８年,元廷退出大都以后,元顺帝幻想得到高丽的援兵以恢复元朝的统治。反元亲明的恭愍王高丽并未发兵扶助北元,但是为“击东宁府”,高丽与北元保持了近一年的表面友好的外交以探察其形势。     

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的背后

中国历代虽有以韩国女子为嫔妃的事,却没有以公主和亲高丽的史例。因而,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是中韩关系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13-14世纪辽阳、沈阳地区高丽移民研究

本文探讨了大蒙古国时期高丽降民进入辽阳、沈阳地区的过程,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进一步探讨,指出入居辽沈地区的高丽降民主要居住在沈州(沈阳)一带;简略叙述了元朝时期高丽移民进入辽沈地区的各种情况,以及丽、元之间的人口交涉;还详细分析了元末明初辽沈地区高丽移民的三种动向:迁回高丽、留居辽东、迁往扬州。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西藏博物馆的馆藏玉器

西藏自元朝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以后,与祖国内地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西藏地方的朝贡与中央政府的赏赐往来十分频繁,赏赐品中除佛像、瓷器、绸缎外还包含着大量的玉器。《清太宗实录》记载顺治帝曾经一次就赐予五世达赖喇嘛玛瑙杯一、水晶杯二、玉杯六、玉壶一。     

略论明朝对郑和下西洋的反对及其终止

一、明成祖对南方的武力干预和郑和下西洋西洋诸国和中国的关系在元朝垮台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此时的印支半岛、马来群岛诸国以及中国西南边陲出现了一股独立于中国的倾向。部分原因是元朝北撤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而洪武皇帝消极的朝贡贸易体系和海禁政策又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国家在政治方面无需接受中国的认可,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无法在封闭的贡舶制度内打开坚硬的壁垒。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     

明前期中朝东段边界的变化

中朝之间的东段边界,大约从渤海时起,至元朝初年约千余年,基本稳定在朝鲜成兴以南的定州、宣德、元兴三关及都连浦一线。元朝建立后,元与高丽的东段边界南移至朝鲜铁岭一带。中朝边界北移改为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前期。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朝贡制度浅析

中外学者一般将古代中国与境内蛮夷部族、其它国家建立的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称为朝贡体制。近年来,关于朝贡制度的探讨虽日渐增多,但大部分集中于某一朝代中原与朝贡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对自先秦开始直至清末,跨越两三千年的朝贡制度少有整体性研究。本文试从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目的两方面对朝贡制度进行整体性探讨。     

高句丽与汉魏晋及北族政权的朝贡关系

1—5世纪初,无论是统一王朝时期,还是王朝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时期,高句丽对中原王朝和北族政权都采取积极朝贡的姿态,朝贡活动呈现出单向、双向、多向的变化,先后向十多个王朝和政权进行朝贡。随着政治形势和朝贡对象的变化,高句丽朝贡活动的目的及其与朝贡对象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