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博览》2009年第10期“读者评刊”问卷

2009年第9期“特稿”和“口述”栏目的几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为我们解答了一个心存疑惑而又悬而未决的难题：即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如何对待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毛泽东与蒋介石兵戎相见，对峙几十年。为了祖国领土完整，毛泽东表示：台湾只要在中国人手中，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暂时不去解放台湾，甚至还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共产党人的胸襟可见一斑。     

战后日蒋勾结秘录——记“白团”始末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与日本人相互勾结,积极反共。为此,蒋介石与冈村宁次这对战时的对手在战后坐到了一起。蒋介石声言要“以德报怨”,不要日本人的战争赔款,也不要对日本进行占领,实则是他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害怕一个破败的日本会造成日本共产党力量坐大,故而慷人民之慨。冈村宁次,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在战后因为蒋介石的庇护而逃过了惩罚,免处极刑。     

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

贵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淞沪战役中的蒋介石》一文中说：淞沪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自封了个大元帅的军衔”。这句话有两点不准确，第一，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个名誉职务；第二，蒋介石就任大元帅的时间是在淞沪战役前夕，而不是淞沪战争爆发后。 抗战期间，蒋介石确实有个大元帅的头衔，但那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衔等级。其实，非但蒋介石的大元帅不是军衔，中国近代所有的大元帅都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利的象征。细分起来，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实际行政职务，如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大元帅。１９１７年８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     

胡宗南哭考黄埔

胡宗南，身高不足1．60米，在中国人的男子行列里绝对算是个小矮人，但他却成就一番大丈夫的事业，成为了民国时期蒋介石手下的统帅数十万大军的上将军，节制中国西北陕、甘、宁、青数省，号称“西北王”。在蒋介石的复兴社组织中有十三个核心人物，历史上称其为“十三太保”，复兴社的真正台柱子有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四人，而胡宗南却是这个法西斯组织幕后人物，是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实际上成为“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号“太保”，是蒋介石的嫡系势力。他青年投考黄埔时，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蒋介石反“台独”纪事

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统治中国大陆期间，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终被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蒋介石到台湾后，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叫嚣“反攻大陆”，企图有朝一日实现其“复国”的梦想。就在蒋介石收拾残兵败将准备报仇雪恨之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垂涎台湾的战略地位和物产的丰富，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搞所谓的“台独”，以便更加有效地控制整个台湾。一时间，台湾岛内外一些激进者公然建立各种“台独”组织，实施“台独”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大力抵制和反对各种“台独”倾向…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最后时光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与宋美龄在台湾度过了25年相守的最后时光。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生活都相当有规律。蒋介石每天早晨6时整起床,做一个小时的体操,边做边唱“国歌”,到7时,他会自动停止唱歌,而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也以“总统”不唱了作为开饭的时间。宋美龄总是两眼惺忪而又准时地出现在饭厅里,她的习惯是每天夜里一二点才睡,先睡几个钟头,起来陪蒋介石吃早饭,吃完早饭,等到8点钟老蒋上班,再回去补睡     

震动京沪的《文萃》案

１９４８年底,在蒋介石集团 即将崩溃的前夕,中统特务组织倾全力破获了一起在沪宁抗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中共地下进步刊物《文萃》,并奉蒋介石的手令枪杀了其中的３名“主犯”。 《文萃》为蒋介石喝倒彩 １９４６年,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刚刚结束８年苦难的中国,又因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全国烽烟四起,局势一步步地恶化,全国各阶层人士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强烈。正是在这时,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份进步刊物《文萃》。 《文萃》是个综合性的刊物,其内容则以政论为主,为了拓宽读者面,也刊登一些…     

陈济棠为红军“让道”之谜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存在这样一个谜：红军为什么会几乎“兵不血刃”士也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而在深入湖南腹地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时，却损失巨大？原来，中国工农红军在突破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时，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借道”协议，终于使红军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重兵布防的一道道封锁线。     

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蒋介石本是一个佛门子弟,后又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中西合壁,中国的菩萨和外国的上帝,在蒋介石心目中融为一体。     

陈布雷与沙孟海

陈布雷,满腹经纶的末代秀才;沙孟海,不问政事的书坛圣手。二人同门,情同手足,又先后为蒋介石所用。一个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最终自杀石头城,随蒋氏王朝西去;一个是蒋介石“的文学侍臣”,却得更生西子湖畔,成就一代书坛宗师     

四渡赤水

一中央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的方针是“围追堵截”,企图歼灭我中央红军。我军进至湘东时,就知道蒋介石在湘江计划“第四道封锁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要围歼我军。这时毛泽东提出意见不进这个“口袋”,而是集中力量向敌人没有准备的长沙进击,以打乱蒋介石的整个计划部署,到时依照实际情况,西进湘西或回江西苏区。“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错误地指挥中央红军进入“口袋”,造成严重恶果。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损失五万余人。我中央红军在从广西向湘西二、六军团会合的前进道路上,蒋介石又布置了一个“口袋”,在这严重…     

蒋介石三次抵制美国分离台湾内幕

毛泽东当年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统治中国大陆20余年的功过是非已有公论;但他退踞台湾后的施政内幕却鲜为人知,特别是     

缪徵流斗不过万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30多万东北军相继撤出东北。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削弱东北军实力,采取“缩编”手段,只给东北军5个步兵军、1个骑兵军的番号和编制。在6个军军长中只有一个人是东北人,他就是号称“土皇帝”的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缪徵流。缪素以反共和善于钻营而受到蒋介石的“垂青”,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部下敢于向他挑战并最终把这个“土皇帝”拉下马。于是,在东北军史和中国抗战史上就发生了一段万毅勇斗“土皇帝”的故事。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蒋介石研究述评

时间在我们身边轻轻滑过。去世30年后,当年曾经如此强势的蒋介石转瞬已成过眼云烟。作为一个曾掌控中国最高权力近1/4世纪的历史人物,一个曾和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荣辱兴衰紧紧连结在一起的名字,蒋介石在现实世界里的渐行渐远昭示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蒋介石活跃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分化的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会像20世纪那样面临着如此之多的难题,又负荷着如此之重的任务。在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大时期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几乎是接踵而来,又接踵而去。他们所代表的时代,注定会是…     

蒋介石丧礼：国民党官员穿西装跪拜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他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蒋介石遗体灵柩置于“国父纪念馆”。1975年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     

有话说李敖

蒋介石的母亲死后,没有葬在丈夫 墓旁。蒋介石曾撰文赞扬他母亲,说她自 己要葬在另处是为了“勿扰先父之灵”。 李敖在2004年7月15日凤凰卫视资讯 台嘲讽说,这是老蒋为美化母亲而“误 解”其意。因为蒋介石的生母王氏是蒋父     

白崇禧赴台是一项轻率的决定

在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岁月里，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互相制约。白崇禧任华中“剿总”司令，拥兵自恃，后又逼蒋介石下台，试图与中共划江而治。然而，国民党大势去后，白崇禧最终还是抱着忠君的思想去了台湾，开始了他最后一段人生。     

李杰 尴尬的“国防部长”

陈水扁所谓的“文人领年”、“国防部长文人化”,无非是要李杰下台走人民进党在台湾当道以来,陈水扁已经喊了不计其数的“文人领军”、“文人周防部长”口号。2007年开年之后,这些漂亮口号又成为台湾当局刻意操弄的政治筹码。就在“周防部长”李杰拆除了军中蒋介石铜像,为民进党立下“汗马功劳”,从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之后不到一个礼拜,3月15日,陈水扁竟又公开宣称,他将在他的任期     

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是六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围剿”,其中对中央红军“围剿”最力.由于中央红军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影响大,后来自然成了史学界研究的重点.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只承认蒋介石对中央红军有五次“围剿”,即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而对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蒋介石部署并得以部分实施的“围剿”则避之不提.我们认为,蒋介石对经过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的“进剿”应算作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也就是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应是六次而不是五次.我们提出第六次“围剿”并非故意标新立异,是有根据的.根据有二:1、史料依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大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