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以中央研究院为例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从创制思想、机构设置到制度运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运行良好的学术自由制度体系.这样的安排,使中央研究院成为近代中国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并予以制度保障的典范.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干预,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事实上所能维护和保障的,也只能是院内的一片"自由"的天空.     

从社会运动到学科建设的转向——试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民国乡建运动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是将乡村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转向,是乡建运动走向新阶段的开始。这所学院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和"自治管理"多方面开创新制,别具特色。无论是从乡村建设运动角度还是从近代教育制度取向上而言,它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

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述论张瑾成立于战时重庆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审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是民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学术审议制度的创始。从学审会的酝酿、成立到实际运作,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战时科...     

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明代“司卫同城分隶”现象与改隶之议——基于永宁、乌撒地区的考察

明初,在黔蜀边界设立永宁卫、乌撒卫,分别与永宁宣抚司、乌撒土府同城而治,卫所隶黔,土司隶蜀。明后期,永宁和乌撒地区出现了疆土纷争、土官日益骄纵不法、土司拖欠协济粮饷、黔蜀矛盾突显等问题。地方官将其归因于两地"司卫同城分隶"之旧制,不断有官员提出将永宁宣抚司和乌撒府改隶贵州的建议,但均未得行。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隶事关多方利益,牵涉重大,明廷难以轻易决断;此外,祖制不可违也是未能实现改隶的重要原因。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     

中央研究院迁台未果原因探析——兼谈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中央研究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的国民政府狼狈地逃往台湾。在败逃台湾时,国名政府曾试图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在迁移过程中,除了图书、器材等物质的迁移外,最重要的是人员的迁移。然而,国民政府的企图最终没有实现,除了研究院内极个别的研究所及人员迁往台湾以外,中央研究院的大多数成员,最终选择了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科技振兴与学术发展贡献力量。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创设于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1948年改隶总统府),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该院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史语所组织沿革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有感于历史与语言研究之重要,命傅斯年为筹备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等处及云南人类学知识的调查.10月正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逐步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考古等组.因北平史料最为丰富,故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即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往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外祸日迫.平津危急,史语所遂于1933年春南迁上海.与此同时,在南京鸡鸣寺着手兴建所址.1934年秋,南京新址落成,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路1号.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经长沙迁往昆明,1940年冬再由昆明迁往四     

"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7月20日至22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的学者共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国立中央研究院建筑群

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设有特任级院长一人,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     

关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

关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陈列－、大学自治──西方学术自由的实践基础西方学术自由的思想和实践,与教育活动,尤其是与高等教育活动密不可分。它最早发生于学校这一特殊的教育环境中,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从事教育活动时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柏拉图在办“阿加德...     

武鸣之武"缘"

或许是自古以来多为兵荒马乱骚扰之故,今武鸣这方水土这方人似乎对“武”情有独钟,不争论却爱恨交集。仅从县级以上行政建置命名上看,即与“武”结缘再三。首先,是唐武德四年(621年)置在今县东北马头镇卢陆屯的止戈县,县名就寓意用武于边荒保护人民。用今天的话讲,用武戍边,造福人民。该县当时隶南方州,贞观六年(632年)改隶邕州,贞观八年(634年)改隶澄州,武周(684-705年)时改隶廖州,不久复隶澄州,天宝元年(742年)改隶贺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隶澄州。宋开宝五年(972年)省入上林县。是时该县所辖今属武鸣县的部分县地,在宋治平四年(1067年…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社会行政机构的改革。社会部的成立是战时行政改革的创举。改革中存在诸多分歧与妥协,如厘清社会行政机构的事权冲突、关于省政府设置社会行政机构的分歧、社会部和行政院有关运行经费与机构设置分歧等。抗战结束时,社会行政机构在省县尚未完成普设。改革虽有行政现代化的趋势,但改革遭遇困境,未能奠定建国基础。究其原因,改革主要受抗战政治环境之明显制约,改革缺乏明确的负责中心,也与蒋介石个人对改革的认知有关。战后的国民政府面对更为局促的政治环境,推进社会行政机构改革,以加强社会建设,收拢人心,前景更为暗淡。     

三国时阳翟仍隶颍川不属河南

<正> 阳翟本两汉时旧县,隶属于颍川郡,其治所在今河南省禹县。颍川郡与河南郡毗邻,阳翟之西即为河南郡。故后来即改隶河南郡。其改隶之时乃在西晋,魏时固仍隶于颍川。洪亮吉撰《补三国疆域志》,河南郡的属县中就有阳翟,并说:“汉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立法的几个问题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正在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法》的立法研讨,笔者认为,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立法应注意5个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概念应该下一个明确其内涵与外延的定义;还应辨析"志书""各级人民政府""史志事业""史志工作"与"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概念的区别,以使史志法的概念精确、规范、统一;国家志的编纂宜统合古今,由于国志的编纂现正处于论证阶段,没有实践,应暂立地方志法,待成熟后再提升为史志法;史志法要明确国务院的职责,和地方志鉴史编委会的职责;史志法要考虑到"官书"编纂与学术行为的区别和它们之间的张力,应为学术管理留下空间,法律边界要明确,对乡镇村、部门、行业、企事业单位的志鉴史编修不能轻言施用行政乃至法律手段。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1935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全国各学科之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中央研究院真正具有了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之学术权威.首届评议会评议员皆为国内各学科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科范围包括了中央研究院所研究之所有科目.这样的特点,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面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从评议会成立后之历届年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新闻检查之成效检视

<正>对国民政府而言,抗日战争的爆发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个整合资源、收揽民心、树立权威的机遇。基于此,国民政府不断加大社会控制力度。新闻检查属于新闻控制领域的一种手段,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层面。其重要性在抗战时期日益凸显,并成为国民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目标,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新闻检查网。然而,它却并未发挥其预设的机制效应,甚至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对此现象的解读与     

一生辞职二十四次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所任职务大多也是教育科学方面的职务。在国民党政府中虽然任过的非教育类的职务较多,而且许多职务级别较高,如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但一般是同时担任多项职务。如他在任上述几项职务时,还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     

中国所得税创始人高秉坊的坎坷人生

正1936年7月1日,经过长期的准备与酝酿,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以所得税为标志的直接税开始正式实行。抗战时期,所得税的征收为增加国家财政立了大功,为嘉奖所得税署的重大贡献,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7月1日为"直接税节"。以一个专业税类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创办、推行这一税制的博山人高秉坊也因此被冠以"民国财税神人""直接税之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