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辖境苏浙农村社会经济秩序探析

1860年到1861年春夏间,在严峻斗争局势下,为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太平天国在实践上背离《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主张,在苏浙农村推行清朝赋税制度,以地主收租完粮为主要征赋途径,依靠乡绅、胥吏、地保等封建势力重建地方秩序。这种方略违背了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但“着佃交粮”和限租政策又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加之太平天国领导阶层腐败日益严重,最终失败。把农村地区改造成革命根据地,是赢得近代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问题。太平天国构建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失败教训深刻揭示,在缺乏先进阶级领导和先进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农民阶级是无法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     

试论民国时期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清朝灭亡后,随着清室及八旗王公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也随之消亡。因此,民初大规模丈放东北的官荒旗地,使身份性地主迅速趋于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大小普通私人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与此同时,东北的农村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租佃关系和雇工经营日益发展,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经营地主经济和富农经济在东北农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史建云租佃制度贯穿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生产关系之一。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这一背景中的租佃制度是否有变化,有什么特点,对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近代农村的...     

诸葛亮扶汉无果探由

汉代是封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国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豪强大土地所有制形成 ,使汉代中央专制集权分散、下移 ,而世族地主地位不断上升 ,权力增加 ,出现庄园经济。这完全是汉代土地制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必然结果。诸葛亮仅看到豪强经济给汉王朝财政、兵员方面造成了危机 ,却看不到汉代赋税制已远远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 ,违背经济运动客观规律 ,抑制世族豪强地主发展 ,五出北伐匡扶已极具奢侈性和寄生性的汉室 ,最终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村庄里的抗战：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华北乡村

正在封建时代里,村庄是松散的农村聚落。20世纪初的清末,村庄作为摊派对象,逐渐被国家视作一个整体单位。~((1))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华北,国家权力持续向村庄渗透,但未能抵达村庄内部,而且出现了乡村社会的失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重塑了村庄的政权结构和权力结构,深入到村庄内部,对农民进行革命文化启蒙。在中共领导下,根据地的村庄成为抗战的最基本单位,农民成为抗战的主体,村庄里的抗战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关键因素。     

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相当普遍且类型多样,这不仅是水资源紧缺状态下山西民众智慧的结晶,也是调解水资源时空配置不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特有方式。现存水利契约和碑刻资料显示,以水的使用权归公还是归私作为划分公私水的评判标准,可将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划分为公水交易与私水交易两大类型,并将公水交易区分为公水私卖与公水公卖两个亚类,将私水交易区分为地水结合与地水分离两个亚类。这一时段内,在保证国家赋税征收的前提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势。     

社会发育与管控型治理：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

传统中国的宗族自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体制和现行的＂乡政村治＂,在内在逻辑上都把普通民众看作被管制的对象,认为他们没有实现自我管理的素养和能力,必须借助于宗法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才能保证社会的秩序。这与基层民主的要义是相违背的。随着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民权意识的彰显及民主能力的提高,他们对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时国家权力还没有从村域退出的迹象,依然习惯于按照传统治理模式对村庄实行行政控制。因而,控制的惯性与对自治的期盼之间便发生了矛盾,这也给村庄治理结构转型造成一定的困难。     

藏东村庄村长访谈录——西藏农村的政治、法律与公共服务（之一）

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课题组,一直在西藏农村做调查研究活动。2005年7—8月,课题组又沿着川藏公路在四川省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进行了学术调研。根据课题组的业务分工,我负责对藏区村庄的政治,法律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调研。在广泛的调研活动中．我从各村庄的政治领袖们如村长（包括自然村的村长或称为组长）、党支部书记等那里获得了大量真实,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田野素材。笔在此将其中的部分访谈记录奉献给广大读。通过这些字,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的“租栈”经营

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绅士地主仍然作为权力机构的主体活动于乡村,只是此时的绅士构成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呈多元化趋势,其阶层构成要素有所变异,然而绅士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仍具有代表地主权力机构性特征。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摆脱绅士地主和地方权力控制斗争加强,抗租事件随之增多,由于中国地主制度在20世纪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奠基力,活动空间较大,故更愿意选择类似于＂租栈＂的专门机构进行收租,进而导致了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只有＂租栈＂制度。     

藏东村庄村长访谈录——西藏农村的政治、法律与公共服务（之三）

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课题组,—直在西藏农村做调查研究活动,2005年7-8月,课题组又沿着川藏公路在四川省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进行了学术调研,根据课题组的业务们工,我负责对藏区村庄的政治,法律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调研,在广泛的调研活动中,我从各村庄的带头人如村长（包括自然村的村长或称为组长）,党支部书记等那里获得了大显真实,生动而又发入深省的田野素材,笔在此将其中的部分访谈记录奉献给广大读,通过这些字,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

本文认为从１５世纪到１８世纪英国地主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未发生实质性的下降,仍高于城市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前的数百年间,他们在客观上有能力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领导作用,其观念和阶级属性也及时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有利于近代因素的发展和成长。通过圈地运动,确立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使英国地主先于小农而资产阶级化,所以他们在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和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矫枉不可过正：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

冀中定县租佃关系,为近代中国农村尤其是民国时期华北平原租佃问题提供了重要例证。总体而言,在中共革命之前,租佃关系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当地纯粹的出租地主很少,相应地,纯佃户也不多见。由此观之,传统看法以为农村土地关系主要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显属偏执之论。不过,如果因此转而认为租佃关系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无足轻重,则是另一种极端之见。事实上,纯佃户较少并不意味着租佃关系所涉及的总体范围也较小,非纯粹的出租与租种户的比例相当之大,租佃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普通农民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地租形态而言,无论是分成地租还是定额地租,地租率都没有明显的变动,即便考虑荒歉、折成、价格等因素,也不足以说明地租率会因之有明显的提高或下降,所谓地租过高或过低都不切合实际。至于主佃关系,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地主欺压佃户之事并不多见,但如果反将佃户说成是顽劣刁民也是极端的理解,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妖魔化。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试论莱佛士在爪哇的殖民改革

莱佛士1812—1816年担任英属爪哇岛副总督期间推行了触及爪哇旧有社会的司法、行政、土地及税收等制度的改革,并主张自由贸易和废除奴隶制,为当地农业社会的发展制定了基本框架,是爪哇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改革之一。本文①认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莱佛士殖民政府没能始终坚持改革立场,再加上中下层官吏权力的畸形膨胀,导致社会日益失衡,这是其改革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民国初年山西地区的植树造林及其成效

民国初年 ,山西地区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活动 ,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当时推行植树造林的目的不是要扩大山西的森林植被 ,改变山西的生态环境 ,而是借此机会充分利用山西的人力、地力增殖财富 ,以便增收赋税 ,解决财政困难 ,因此对于在植树造林过程中的造假舞弊行为不闻不问 ,不重视调动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也没有组织专业培训和投入较多的经费。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18世纪初,俄国确立等级义务兵役制,农民的兵役义务由此产生。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实施。村社在选派新兵时力求遵循平均主义原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村社内部的富裕农民开始从实体人充实军队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是农村社会分化的标志。兵役义务不仅是地主进行农奴制统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农奴主和村社惩罚"不顺从"农民、"纯洁"农村社会成分、"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