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改组派领导的工农运动

改组派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延续.在南京政府实施压制左翼思想与民众运动政策时,改组派提出恢复国民党的民众运动,并帮助工人发动罢工,帮助农民抗租抗税,曾改善过一些工农的境遇,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但改组派反对阶级斗争,无意改变社会结构,无视工农作为"阶级"在国家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意义.其工农运动只体现为一些软弱的社会政策,而非一种民族民主政治,这是改组派与国共合作时期工农运动的根本区别.     

北伐后国民党民众政策的重构与困境

北伐开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从动员民众、推动民众运动向控制民众、遏制民众运动转变.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中央摒弃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民众政策,逐渐建构了新的民众政策,但在组织体系、执行力等方面均无法承担其相应责任,其民众政策无法实现既定目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灭蝗动员——以抗战前的江苏省为例

社会动员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又是灾害救治的必要手段。抗战前,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江苏省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为了动员民众扑灭蝗灾,江苏省进行了组织动员、宣传动员、奖励动员和情感动员,建立了一个多维立体式的社会动员网络,有利于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捕蝗行动,增强其捕蝗意识,此对治理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灭蝗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动员对象又更多依赖行政力量与乡村精英,动员模式存在强制性和脆弱性,故其治理成效相当有限。考察抗战前江苏省的灭蝗动员,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政权的救灾模式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友党不友:1947年国民政府改组之政党杯葛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

支援抗战和建设新赣南是“赣南新政”时期社会动员的两大主题。蒋经国身体力行,动员干部,革除旧弊,树立新风;发动民众,措施多端,形式多样。其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又受苏联模式感染甚钜。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     

陈独秀国民革命思想初论

"国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口号和策略.故该阶段又叫"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它是陈独秀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国共两党合作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特点.它的提出,从思想上、行动上极大地动员和武装了中国各阶层民众,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成为探索实现中共"二大"制定的最低革命纲领的行动方略.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背叛,这一革命运动遭到失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1945—1947年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

抗战胜利后,秘密社会势力已渗透到社会各界,作为一种社会的边缘势力,秘密社会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力争融入主流社会。1945—1947年秘密社会的组党风潮就是它们力图政党化、合法化的具体例证。一些有秘密社会背景或以秘密社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国民党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还是国民党一手包办、人为制造的。它们极力鼓吹"军队国家化",闭口不谈"政治民主化",实际上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它们企图从内部混入革命阵营,捞取政治稻草,达到最终破坏人民革命的目的。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大陆上的彻底覆灭,它们也最终成了国民党的政治殉葬品。这些政党虽然混迹于第三方面,但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真正奉行中间路线的民主党派是有所区别的。     

从大历史看国民党文化选择与转变的成败

任何政党在领导政治革命和创建政权过程中,都必须做出明确的文化选择,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建筑在相应的文化"地基"之上。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国民党(包括其前身同盟会及其间组建过的中华革命党,以下提及国民党均指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广义的国民党),以彻底改造中国封建政权、建立现代性的中华民国为目标,自然也必须选择与之相应的文化体系作为一切政纲、政策和方针的基础。面对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极为复杂的政治革命任务,国民党在革命不断遭遇严重阻碍时,曾对自己的文化选择作了反复调整,试图按选定的文化基础制定相应的大政方针,争取斗争目标的实现,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

中共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儿童、妇女、青年等积极参与。长期占据农村的传统思想行为和观念被视作迷信加以破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广大民众中树立起来。文艺活动作为社会动员重要的推动武器,将抗战的思想和中共的政策很好地进行了宣传。中共最终完成抗战及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为日后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中共早期五四纪念及其内在理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本范式,既体现出中共对中国革命对象、领导权与主题的认知和探索,也是其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宣传团体"向"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进化的见证与写照。     

司徒雷登与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

战后中国的"新革命运动"是由司徒雷登发起的,其目的是通过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改革,把CC系的势力排除出去,让自由主义势力进入政府并掌握政权,以维持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新革命运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司徒雷登试图通过"新革命运动"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努力最终失败.     

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视角解读执政的合法性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执政党能否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权威,而有效的政党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合法性的应答。因此,笔认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执政党必须通过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北伐前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的身份冲突与调谐简

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兼有执政党与国民革命党的双重身份,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存在冲突。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倾向于支持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以换取农民对国民革命的支持。但作为基础不牢的执政党,为维持政权稳定,国民党不敢也不能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掌控乡村政权的士绅地主阶层。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采取了渐进式的农民运动发展策略,试图在革命与维稳之间维持平衡,调谐革命与执政的身份冲突。但农民运动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农民斗争的演进轨迹超出国民党领导层的预期,党政各方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农民与地主的激烈斗争中。广东革命政权完全巩固以前,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且因农民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统一战争,国民党对农民运动大体持积极态度。“中山舰事件”后,维稳的需要压倒了革命的信念,中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态度转为消极。     

1925年至1927年的广州平民教育运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斗争。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各种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共广东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从1925年开始。广州掀起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平民教育运动。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