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讹误

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出版后,十分畅销,影响广泛,曾被当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拿来与现实中真人“对号”。近来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搞“千年古镇”旅游     

徐远举与《红岩》

小说《红岩》中的一号反面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其生活原型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当《红岩》出版并引起轰动,徐鹏飞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臭名远扬”时,徐远举已在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了１０余年。 这时,《红岩》作为一部政治宣传性极强的小说（按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林默涵的说法是“党史小说”）,已经被当作革命人生观的形象教科书而列为当时人们的必读书。战犯管理所领导为了加强战犯们的思想改造,也买了一批《红岩》给他们阅读。因为大家都知道书中写了“徐鹏飞”,有关领导还特地让…     

江姐受过的是什么酷刑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     

《红岩》中的史实讹误

小说《红岩》自1961年问世后,十分畅销,而且影响深远。但是据考证,《红岩》中有不少史实讹误。"甫志高"造成了大破坏《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作《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     

我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数年前,我曾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写过“梁漱溟”这个辞条,1987年10月末,我写了重新认识梁漱溟教育思想的文章,在北京参加了“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最近又受友人之托,为《教育大辞典》撰写了“梁漱溟”辞     

“双枪老太婆”原型被“退党”

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其传奇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广为传扬,却在解放后被劝“退党”。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回忆了她这一段遭遇。     

藏獒故事

正在青海东奔西颠,突然接到《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约稿,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2005年我写了《藏獒》,2006年写了《藏獒二》,2007年又写了《藏獒三》。关于“藏獒三部曲”的构想已经完成,掐指算算,也有100万字了。精彩的体验深刻的都写过了,在这100万字之外,我还能讲出什么关于藏獒的新故事来？但我这个人是海拔越高脑子越清醒,坐在去海北草原的车上,想着我过去的生活,渐渐便凸现了几件不曾在“藏獒三部曲”中写过的有关藏獒的事,那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往事了。     

迎解放狱中绣红旗

2006年年末,"《红岩》档案解密展"在重庆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重庆党组织收到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那时距离罗广斌等34人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中死里逃生,不到一个月。《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了解到当初牢中绣红旗的真实故事——《红岩》作者罗广斌解密     

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

在四十七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登在1937年4月2日天津《益世报·人文周刊》第13期,转载在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在当时曾经引起一般学人的注意。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在成都编印《甲骨文商史论丛》,我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论丛》1944年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印数不多,但后来台湾大通书局和香港文友堂书店都有翻印。解放初,我根据新的情况,把它改写成     

《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正值中国 “文化大革命”因“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而神州大乱、各类矛盾空前激化之际，一则引起广泛注意的消息从重庆传向全国各地：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作者之一、作家罗广斌“自杀”…… 在中国大陆，从６０年代生活过来的老、中、青少各年龄、各阶层的人们，几乎无不熟悉《红岩》这部小说，无不熟悉罗广斌这个名字，因此这个消息震动了许多人的心。当年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领袖、“红三司”头头安文江，在回忆那段历史的《我不忏悔》一文中就写到，他于１９６７年春因炮打张春桥受到批判后外出串联归来，“同学们在…     

《寸心集》──怀念曹瑛同志文集序言

《寸心集》──怀念曹瑛同志文集序言李铁映多年来,５０年代曾留学捷克的学生和当时在驻捷使馆工作过的同志一直想写一本有关曹瑛同志的书。这个愿望今天终干实现了。大家让我为这本书作序,我怀着对曹老尊敬的心情,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曹老作为我们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     

我记忆中的印刷厂排字房

1946年,我在汉口统一街一个叫“辅仁”的教会小学读书,课余喜欢到交通路的书店看书,在街头看报。当时报纸不少,其中有一张《武汉日报》,它只有一个文艺副刊“鹦鹉洲”是我喜欢看的。第二年,我来到宜昌,不久就失学了。仍然喜欢在书店看书,在街头看报,居然发现宜昌也有一家《武汉日报》,是汉口《武汉日报》的分社。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本报排字房招考‘练习生”’。我走进去了。里面的人让我用毛笔写了一篇自传,录取了,从此走进了排字工人行列。     

我奉派寻找“OX”的经过

近读《在草岚子监狱里》一书。作者刘昭写的亲身经历,读来使人感到亲切、真实、生动、感人。该书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北方地下党组织遭敌破坏,被捕的共产党人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坚持同敌人斗争的英勇事迹。书中不断提到,敌营中一位为我党立有功劳、代号为“OX”的人。那么,“OX”后来去向如何?结局怎样?书中未作叙述,实鲜为人知。今日欲借《钟山风雨》一页,把54年前我奉派寻“OX”的经过,介绍如下:1950年,我在山东省无棣县委机关工作,这年4月的一天,县委秘书处主任赵延津引我面见中共垦利地委(今山东滨州市委前身)派来的李同志,他…     

关于哥伦布其人答朱寰同志

朱寰同志在本刊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一文,对我在《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一期的那篇《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提出批评意见,我在此表示欢迎。 首先我想声明,我不是一个世界史工作者,尤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四人帮”横行的后期,我这个不乐趋时而又不甘寂寞的“老九”,找到了老殖民主义这个时间早一些、地方远一些的范围,写些历史故事,目的只在于向青年讲点通俗知识,并无意于写出什么科学著作。我的文章,原有附题“老殖民主义史话”,可惜刊出时被略去了。     

几个与我父亲周楞伽有钱财纠葛的文化人

周全平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左联”执委,是我父亲的堂兄。1929年他在上海老西门开了一爿西门书店。我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白烧》送去给他审阅,他看后认为写得相当成功,决定以新兴学丛书的名义出版,其一是郭沫若的《沫若小说戏曲集》,其二是柯仲平的长诗     

关于《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一文的来信

《纵横》编辑同志： 今年5月,我在网上读到贵刊2008年第10期所载张白怀等人写的《上海方震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联络点》,文中涉及我的祖父程一中和姑姑程哲宣（时任方震小学校长）。1947年时,我虽然只有11岁,但他们筹办该校的整个过程都在我家（上海复兴中路496号）进行,我曾跟随家中大人多次到地处闸北的方震小学参观,卜明同志也曾在我家养病……可以说我是当时最年幼的目击者,     

一幅珍贵的题词──胡志明为方士新赴延安题词记

前贵阳医学院党委书记方立新同志1940年曾寄居昆明．得到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的关怀与勉励,介绍他去延安,并题词以赠。土新同志生前曾追叔这段往事。现摘记如下。1940年6月,抗日进步团体“筑光会”在贵阳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举办“筑光音乐会”,影响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却策划掀起反共高潮,强令解散了“筑光音乐会”。当时方立新同志是“筑光会”的领导人之一,目标明显。为免遭迫害,党组织把他转移到昆明,安排在昆明地下党掌握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做邮购工作。该社的书店就在昆明华山南路一间铺面里。方土新同志被安排在书店…     

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中美合作所和一首烈士诗的疑惑

《红岩》这长篇小说自1961年问世以后,一直被奉为革命的教科书,且与《红旗谱》、《红日》并称“三红”,列为当代文学的精品,在几代人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此书还引出了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以及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蔚为大观。但是,日前读到2003年《杂志选刊》第4期上一篇题为《烈士诗篇也能造假?》的文章,其中涉及有关这部作品的两个重要史实,却使我大跌眼镜,心里产生了说不出的滋味。一是关于中美合作所。《红岩》一书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许云峰、成岗、江雪琴、华子良等一批大义凛然的革命者,他们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     

为都匀市祝福（外一篇）

2001年7月我从北京出发到贵州黔南州都匀市,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会上,中共都匀市委市政府,向到会各位市长和其他嘉宾提出,准备编辑《百城嘉宾话都匀》一书的设想,并向全体莅会代表征稿。我正好有一些话想说,打算应征写一篇《为都匀市祝福》。会后,我去黔南州的荔波。我去荔波,是因为早就知道“荔波风景天下奇”,作为“旅游学人”的我不会错过看看这一旅游胜地的机会。到了荔波听了王永波副县长介绍这个县的情况之后,我又想写一篇《初访荔波》。在我已经决定写这两篇文章,正想动笔的时候,邮差送来《文史天地》杂志社吴世祥同志寄来的约稿信。信写得非常客气,要我对贵州省进行一点“文化扶贫”。这么说我担当不起。但是这封信还是使我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写的那两篇文章,拿出来给《文史天地》杂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