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四次红手印

当年一份"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让一心只想吃饱肚子的小岗人无意间创造了历史,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然而,这个凭着一串红手印率先告别饥饿的村庄,在震惊全国后却沉寂了……直至2006年之后,全体村民为留下下派干部沈浩,又摁下3次红手印,再次将小岗村推向大众视野,也感动了全国人民。     

小岗“红手印”的真假之争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82年开拍的《来自农村的报告》,是国内第一部涉及小岗“红手印”事件的纪录片。随着影片公映,凤阳县黎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偷搞包干到户,写契约、按手印、赌咒发誓、准备坐牢的故事,随之传遍国内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尖兵——访安徽省宿州市夏刘寨村支书王化东

在皖北宿州市,距凤阳小岗村100多公里的地方,一个叫夏刘寨的村庄,又在上演“红手印”的故事,但这边的故事与当年为大包干而摁手印的小岗村农民恰恰相反,是把分出去的土地重新集中了起来,并且还办理了公证。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安徽省省长王金山的高度重视,随后他批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更多的王化东”等足有500余字的重要指示,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赵树丛也相应做了批示。从而,“夏刘寨模式”传遍全省,影响及于全国。     

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

提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的开始实行,人们只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而真正起步却是皖西肥西县的山南。《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介绍了发生这一惊天动地事件的经过。     

包产到户第一村

正访谈手记: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蚌埠市,乘中巴到凤阳县,乘中巴到小溪河镇,乘摩托到小岗村。一路秋雨。雨中的小岗,街上看不到一个人。走进严俊昌家院门,迎面撞见这位传奇人物。红脸膛,身板硬朗,嗓门洪亮。着西装,光脚穿解放鞋。走进堂屋,围坐小桌。门外雨声沥沥。不知怎么就聊起了"老实人吃亏"的话题。本来,只想走到小岗,看看这个村子,看看村民的生活。当然,最好能见到严俊昌,聊上几句,对他领着一群好汉按手印、订契约、分土     

参与推行“责任田”的回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成为“大包干”的发源地。人们往往把“大包干”同安徽1961年的“责任田”联系起来,于是在出版物上有关“责任田”的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多起来了。这些材料,我都愿意看,因为当年我也曾参与过这件事。在看的过程中,也启发我把自己的点滴经历写出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基本内容是以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重点,包括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在内的“五风”,规定了12条政策。安徽省委为了贯彻《紧急指示信》,对“五风”刮得比…     

我在报上批评省委书记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和国上空红日高照,给人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安徽这片苦难的土地,开始复苏,处处显示出生机,同时也充满矛盾的斗争。最明显的是农村大包干的实践与争论,对与错,是与非,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几乎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当时,以万里同志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凤阳小岗和肥西山南农民的创造,肯定了实践证明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包干。但是当时“左”还有很大的市场,不仅持“左”的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心有余悸的人更多。恰在此时,《人民日报》加“按语”在…     

小岗人大包干的经历

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凤阳，转汽车，穿临淮，搭三轮，驶过尘土飞扬的乡间大道，看过道旁“欢迎你到小岗来”以及写有邓小平话语的白色标语牌，就来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省小岗村。刚到村口，便见一座高大牌坊，上书“凤阳县小岗村’丁个红色的大字。村子里，张家港市出资刚刚建好的水泥大道、整齐划一地砌着白色院墙的农家四合院。具有徽式建筑风格的村委会小楼以及楼顶上锅状电视接收系统，使得小岗村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中，显示出与众不同地位和气势。问起20年前的事情，小岗人记忆犹新，面对提问，他们也都会侃侃而谈，只是…     

铁牛耕江淮——安徽拖拉机站的发展和改革之路

<正>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枚红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鲜为人知的是,我国农机化改革发展的历史,也是由安徽农民勇敢自发的行动而取得突破的。1980年秋,安徽霍邱县汪集大队的屈光映等6户农民,     

警惕为历史上贪官翻案

近日有人以“秉承江西民意”为名,撰文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贪官严嵩翻案。该文题为《老严嵩与仙女湖》,本来是说江西某地的仙女湖景色如何,却拐弯抹角由仙女湖扯到严嵩家乡的万年石桥,说为修这座石桥,当年严嵩曾拿出白银二万余两,造福乡梓。接下来文章又写道：为了这座石桥,“家乡人是怀念他(按指严嵩)的,感戴他曾造福乡梓的恩德。”杂文家牧惠就此尖锐质问：按照这种逻辑,若干年后,“福建会不会有人(或找人)替赖昌星翻案?”文章指出,关于严嵩是个什么人的问题,历史早已有定论,“江西老百姓”决不会没有这点常识。以“秉承江…     

哈密瓜的原产地域在吐鲁番地区——兼与张仁幹、王林商榷

最近 ,拜读了张仁、王林二位先生发表在《新疆地方志》2 0 0 1年第四期上的文章《再谈哈密瓜的原产地域》,本不想多说 ,因我在《也谈哈密瓜的历史渊源》一文中 ,就“哈密瓜的原产地在吐鲁番地区”的问题已作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但因张、王二位先生提出就一些问题想与我商榷 ,只好谈一下自己不十分成熟的看法 ,若有不妥之处 ,恳请二位先生见谅 ,并请二位先生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一、《哈》文关于“哈密瓜移植或输入敦煌”的论述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1 .《中国全史》中未讲“敦煌瓜”是从“哈密移植或输入”的。对历史问题做结论要有历史…     

阎仲川与林彪“一号号令”——专访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

《往事不忍成历史》最近正红。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削笔细写其父与林彪及“四野”的种种旧事,述及“一号号令”内幕、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恩怨怨、林彪坠机以及珍宝岛背后的中苏冲突。有人说,《往事不忍成历史》是红色版《往事并不如烟》,阎明是红色章诒和。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说,这是一本对得起先人、同辈、后代的书。     

翻案和立場

“史学月刊”1960年3月号发表了罗煥泰同志的“论秦始皇”一文,目的是要替秦始皇翻案,摘其二:多年的暴君帽子。讀过之后,觉得有些东西有必要拿来談談,使其更加明确。首先,必須弄清翻案的目的是什么。翻案不外是不偏不倚地正确評价一个历史人物,而这又是为了正确地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僅僅为了給历史上某一个孤立的人物去翻,我以为是没有必要的,至少也可謂沒有多大必要。再則,郭老所提出的“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翻案,”其意思并不是說,象法庭上的翻案那样,从黑一翻而为白,也不是可以忽视一面而夸大另一面,而是     

試论秦始皇——秦始皇功大于过,“暴君”的称号应该翻案

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提出:“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秦始皇在历史上是最受委曲的封建人物之一,几千年来,他被称为“暴君”,在这个称号之下,抹煞了他对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因此,替秦始皇“翻案”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我看秦始皇长时期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与“孟姜女哭长城”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两个故事,确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除此以外,人们对于     

一张照片引起争议的思索

《慈溪县志》“经济总情”编第230页中,放了一张1967年红卫兵街头游行的照片,以配合文中一段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出乎预料的是,在搜集、选用这张照片过程中,以及志书出版以后,竟引起编纂室内部和一些方志界同行、读者的争议,意见纷纷.归纳一下,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七条“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     

一九八一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论文一、总论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戴逸 人民日报4月2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重 读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尚钱 光明日报4月27H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丁伟志 人民日报s月25日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张友渔近 代史研究4期试论历史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沈嘉荣 群众论丛2期历史与现实—在中国史学会理事会上 的发言刘大年近代史研究4期论“时代价格”—历史研究中的一个 问题刘修明中国史研究4期评“厚今薄古”施宣圆邢凤麟群 众1期‘略谈“史”与“论,的关系熊德基 光明日报6月8日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胡 绳学术…     

首创“包产到户”与我的坎坷人生

发轫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举世闻名,可1956年浙江永嘉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包产到户”却鲜为人知,这两次改革的结局迥然不同。通过《首创“包产到户”和我的坎坷人生》,一个因坚持为农民说话而吃尽苦头的改革者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历史学家吴晗于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与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海瑞罢官》“美化地主阶级”,“宣传阶级调和论”;代表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忻口战役日军究竟有多少?

1985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其中介绍忻口战役的,我们看到的亦有数篇.这些文章对于日军究竟在忻口投入多少兵力,各有各的说法,而且悬殊很大.一些不恰当的说法,一直流传到1995年的纪念文章里.为了使读者比较准确地了解历史真相,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一、各种不同说法1985年4月20日在太原出版的《党史文汇》创刊号,刊登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典型战例——忻口战役剪影》一文,此文说:“日军精锐部队坂垣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约5万人逼近忻口.”又说日军“伤亡5万多人(疑为笔误或错排)不得不三易指挥官.”1985年7月20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战事略述》.此文说:忻口战役“日军投入兵力约5万人,伤亡3万左右.”1985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党德信写的《太原会战》.此文说:“(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和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等部共约两万余人”,向忻口前进.     

“红刊”是校外教育的好教材

我是一位从教近4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2005年退下来后,便积极参与了全镇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十多年来,我与《铁军》《大江南北》《银潮》等“红刊”结伴而行,在学习中感悟,在使用中求效,不仅让自己的精神受到了洗礼,而且让“红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好教材。现将自己学用“红刊”的体会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