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烙印 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的底色。要读懂上海,读懂上海人,就必须先读懂石库门。中西合璧的建筑特色只是石库门文化的显性特征,其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则是人文——即石库门与上海千百万草根百姓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建筑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语言,那么石库门绝对是地道的上海方言。石库门是最为普通平凡的真正的上海人的基本生活场所,它涵盖了上海人的生活,也凝聚着上海人的“情结”。有人说,石库门禁锢着上海人,也造就了上海人。     

湘淮集团与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崛起

19世纪60年代,是上海从"江南的上海"向"上海的江南"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湘淮集团一方面通过解除太平军对上海围困,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有效控制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通过采取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以处理日显复杂的上海中外关系,为上海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从而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上海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独秀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

陈独秀与上海社会联系密切。上海是他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窗口。他的革命生涯从上海开始,一生主要时光在上海度过,革命生涯最辉煌的业绩在上海实现。他对上海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研究和十分复杂的感情,总体上说还是一分为二的。近代上海造就了陈独秀的崇高声望,陈独秀也给上海留下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先进、教育发达的中心城市,其作为全国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无疑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开始确立的。     

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三次重大破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在上海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疯狂”地抓捕革命志士,使革命群众陷于腥风血雨之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陷入无法立足的困境,不得已于1933年1月由上海陆续迁到苏区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但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即中共上海中央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领导上海等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上海出土的唐宋元明瓷器珍品鉴赏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最前缘。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然而,在1949年建国以前,上海只在金山区戚家墩发现了一处春秋战国至汉代遗址,可以说上海的考古工作基本是一个空白。     

抗日战争时期 上海的“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金融座谈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姓手中一有钱,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去购物。上海的金融系统更是危机四伏。而在上海的私营银行,犹如失舵之舟,惊涛之间,令人心悸。为此,上海绸业银行、大康银行、上海实业银行三家,本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古训,于1942年9月成立了“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收集以往银行的资料。调查现实经济动态,根据市场的行情．研究对策,     

脸的B面

<正>现在的上海已自觉不自觉地被塑造成榜样了,尽管她以不可复制的华丽、精致、炫目和同样不可复制的飘忽、冷漠、空洞成为着她自己。然而,以我对上海的感受,认为最可代表她的不是以曼哈顿为样板复制出的半成品浦东,也不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和新天地,而是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去上海旅游,如果不串串上海弄堂,就难以理解海派文化是     

抗战前上海的纸张供给论略

抗战前的上海,对于纸张的消费和需求十分旺盛。大量书刊的印刷和出版,频繁的贸易往来和货物购销,构成了当时上海纸张消费的主体。然而,上海本地所产机制纸却远不敷所需。供给上海的纸张,既有来源于欧美和日本的洋纸,又有来自上海本地和国内其它城市所产的机制纸以及本国出品的部分手工纸,但以前者为大宗。     

解读《长恨歌》中上海文化的世俗性与阴柔性

上海是一座有争议的城市,同时上海文化也是纷繁复杂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完美地阐释了上海的文化精神。本文通过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以及作品中的女性和以老克腊为代表的阴性人来体现上海文化的世俗性与阴柔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有其特定的历史,上海文化更是有它特有的风情和韵味,即使人物跨进了新时代,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思想行为方式也是一如既往的,而上海文化的内在精神也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近代上海的广东“志士班”

近代上海是广东人的第二故乡,也是广东戏的第二故乡。早在明末清初,即有大批潮汕人移居上海,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兴建了粤籍同乡组织一潮州会馆。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又有大批广肇两属的广东人随洋行北上定居上海。有资料显示,咸丰元年（1851）,上海县城里有广东人八万左右,多于江苏和浙江人。[1]（P434）到了二十世纪初,上海的城市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若干问题

在回顾上海都市旅游发展的历史,并将近年来上海旅游发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华东地区、全国范围等不同层次上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都市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上海都市旅游的内涵细分和构建包括上海都市旅游核、都市旅游带、都市旅游圈在内的大上海都市旅游圈的构想,并讨论了上海都市旅游开发和城市一体化建设的问题。     

林乐知对《上海新报》的改革

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是上海的第一份中文报纸,由英华捷报馆创办。本文着重介绍的是林乐知对《上海新报》版式上和内容上的变革,积极推行新式《上海新报》、为新闻加标题、积极充实新闻内容、增加图说言论等等。林乐知的努力使《上海新报》经历了几任主编后,在林乐知时期发展到顶峰。     

《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上海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傅为群编著的《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一书,近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典当是抵押贷款的一种方式,作者以上海晚清以来当铺发行的当票为主线,配以历史照片、碑拓、文献,包括口述历史,用生动直观的形式向读者演绎了一部老上海百年典当史。该书彩印,开本890×1194,定价68元(含邮费)。需要者可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办公室张先生联系。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357号,邮编200050。《老上海的当铺与当票》     

沪上会馆对上海多元化的文化融合

会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上海这一移民城市多元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合中西、多姿多彩的会馆文化助育了各地商帮文化,助力上海海派文化的形成,内采各地之所长,外纳五洲之精华,中外来沪的移民和上海的本土居民共同创造出独特的会馆文化,一部上海会馆的历史见证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崛起。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泰照系,     

我所经历的立三路线的失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五)

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留苏学生回归祖国一般均须先到上海,因为党中央在上海,工作分配须经党中央的指派;另一方面是留苏学生归国时为了避免被间谍跟踪,必须隐蔽一个时期,然后由秘密交通陪同,送到中苏边界,方可偷越国境到一个秘密联络站,尔后就独立行动,多数是搭火车回到上海。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徐悲鸿与吴作人的师生情

1927年4月,徐悲鸿从法国回到国内。 同年8月,19岁的吴作人从苏州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来到上海,打算报考上海艺术大学的建筑专业。可当他看到上海艺术大学招生广告中,校董的名单里有徐悲鸿的名字时,便毅然报考了该校美术系,因为他对徐悲鸿仰慕已久。20多天后,吴作人便收到了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录取通知书。     

刘半农与陈独秀的交往

1916年秋天,中华书局发生财政危机,刘半农辞去编辑,搬到上海铜仁路明厚里一号（今延安中路上海展览馆前）,任上海实业学校和中华铁路学校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