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思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诉法的修改距1996年第一次修改整整15年了,修改后的刑诉法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新刑诉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一节共五个条文,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时间、范围、程序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使技术侦查合法化,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完善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研报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不仅有利于推动保障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程序公正,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从而促进实体公正,使真正的司法公正得到实现。同时,有利于促使侦查机关相关办案人员提高素质,提高侦查技术水平,改进传统的侦查方式,规范侦查取证行为,避免非法取证的发生。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推进,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所暴露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条文规定仍有不足之处,急需立法者予以重视并寻求解决措施。     

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的制度构建

构建完善的技术侦查的程序制度、工作制度以及侵权救济等内容,才能更好的兼顾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确保技术侦查依法、有敢寥施。     

大数据侦查模式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公安机关获得了一项打击犯罪的利器,也成为公安机关预测犯罪的主要方式.但是,在为侦查机关的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大数据侦查手段也极易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权.本文将充分结合当前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与大数据侦查模式的现状,仔细分析大数据侦查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并顺应国情积极提出相应的解决方...     

浅析我国刑事侦查中人权保障的缺失——从米兰达规则谈起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人权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务常予优先考虑的问题。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文章从米兰达规则谈起,对比介绍了发生在美国的米兰达案件和发生在中国的余祥林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指出了我国人权保护令人堪忧的现状。但笔者并不赞同引进由米兰达规则延伸的沉默权制度,而是立足国情对我国的侦查制度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思考。     

邵力子人口思想刍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清醒认识,邵力子认为在中国实施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已是势所必然,且迫在眉睫。为此,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复进言,致力于澄清人们在节制生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提出了传播科学的避孕节育知识,放宽对节育技术的限制,严格禁止早婚早育等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与思路,促进中国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其远见卓识的思想之光及至今日仍具现实意义。     

邵力子提倡节制生育

邵力子于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废弃惩罚堕胎的法律,宣传避孕的医学理论,提供有关避孕问题的材料。同年12月《光明日报》登载了邵的一篇短文《关于宣传避孕常识问题》。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正式提出了提案:《请加强避孕常识的宣传和放宽节育技术的限制案》。     

见证中国宪法的发展进程

<正>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此后,宪法经历了三次大规模修改:1975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78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82年大规模修改的宪法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毒品犯罪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问题比较研究

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使得这两种侦查手段容易混淆。本文试图通过对诱惑侦查与控制下交付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以及分析新刑诉法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从而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规范毒品犯罪的这两种侦查行为。     

两会记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此次会议决定将北平恢复为北京）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刑诉法当事人和解程序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之前,我国对刑事和解制度立法处于空白,然而,作为一种在西方国家早已取得成效的措施,刑事和解制度早已在学界中得到充分论证且在实践中广为接受。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改后刑诉法"),标志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被立法机关确立。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风险管理——以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从立法本身、适用选择与运行机制来讲,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带有高风险性,这是由于其特有的侦查保障功能在心理、道德、法律与安全等方面产生了风险因素。侦查机关对于风险因素的不当管理会造成侦查失败及其风险损失。因此,有必要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策、运行以及配套制度等方面构建风险管理机制。     

论微量物证的特点及侦破作用

微量物证作为一门新兴的刑事科学技术,已经由开始时的种类检验逐步走向了个体认定。侦技人员在思想上要与时俱进,树立常规痕迹物证的危机意识,注重现场微量物证的特点和侦破作用,将微量物证技术作为一种现代侦查手段,努力提高使用微量物证链锁间接证据的能力,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     

浅谈秦汉时期的刑事侦查制度

我国秦汉时期的刑事侦查制度属于古代刑事法规中的一部分,是一个特殊领域,没有自成体系,在侦查理论上所形成的许多策略、方法和原则,对于现实的侦查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我国现代刑事侦查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经过几次改革,在侦查实践中还未得到解决,除了法制需要进一步健全,重要的是要从根源上,也就是历史上找原因。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刑事侦查制度进行分析,以期对现代侦查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来重新评价我国现代的侦查制度。     

炮轰天安门破产记

1950年国庆前夕,公安部侦查部门侦查到重要情报,美国间谍机关策划,企图在我国庆之日,用迫击炮炮轰天安门,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造成国际混乱。     

两会议案、提案如何处理

正问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两会上提出的议案和提案又将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那么,议案和提案有什么区别,它们又将被如何处理呢?答首先,我们要区分议案和提案这两个概念。议案是全国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事原案。这是反映人民意愿、行使代表职权的重要途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参会的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都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其内容涉及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     

我心中的周总理

周总理去世已三十余年,但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1952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后又调到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当时人大常委会恰好和国务院在中南海同一个大院内办公。周总理办公地点在西花厅,人大常委会在东边摄政王府,离国务院接见外宾的紫光阁和海边也不远,因此经常能见到周总理。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听到他做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期间我和一些同志被派往各省、     

政协提案与人大议案的区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案,是全国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议事原案.根据规定,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侦查模式改革思考

侦查模式的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也是追求刑事诉讼公正价值目标的体现。本文拟就我国侦查模式改革的走向以及与侦查相关法律的修改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改革的基本思路。     

新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律师的影响

2013年1月1日,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生效,新刑诉法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对律师的辩护权有大范围的扩大与调整,大大地增加了辩护律师的可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