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孔子的民族观

孔子民族观的出发点是明"华夷之辨",明"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而非民族血统。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和平共处原则,同时也主张"修文德以来之"和"用夏变夷"的怀柔同化政策。孔子的民族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荀子在他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民族观,为以后各个时代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试论元代“四等人”制

"四等人"制是元代提出的民族政策中一个重要制度,在史学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在研究中大多被用作是元代"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证据。然而在元代,民族间交往、民族间通婚加剧,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界限被打破,社会财富增加,"四等人"制作为主要的民族政策之一,恐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还是占主要地位的。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当代化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解决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中国化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创建的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成果。     

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创新的一个视角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开设的特色课程,在高校学生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具有政治性、理论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教材和教纲上的不统一、滞后性以及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这门课程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了“政治说教”、“晦涩难懂”和“政策背书”的负面印象.为了提升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文试图从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的角度,尝试提出课程教学创新的一种途径.     

浅议元朝的“四等人”政策

通过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以往学界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     

近代日本“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转型

"被歧视部落"源自日本古代的贱民。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建立了近代天皇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一君万民论"原则下,将部落民编制为一般国民,利用神道教化等方式,规范部落民的共同体意识,将其技术、劳动和土地资源吸纳到工业生产乃至战时体制中。在"文明开化"旗帜下,知识界围绕部落民"人种"问题的争论影响了民众在人种观、卫生观、地域观与良贱观等方面针对部落民的歧视态度。普通民众与部落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推动了部落民走上寻找身份重构之路:试图融入新兴民族国家的"同和"之路,或作为"特殊"的"他者"而追求解放。部落民的职业、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意识的转型,伴随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部落歧视持续至今,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复杂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是各个王朝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因俗而治"政策的提出,既是继承前代的经验,又是为了适应复杂的民族形势而提出来的。这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因俗而治"政策的原因、主要内容及评价进行探讨。     

“汉语”危机:“危言耸听”还是“先知先觉”

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是一个民族中最稳定的因素。一个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整个民族也就消失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是一个文化物种,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文化结晶,它包含了民族的思想和感情,有着一个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积淀。而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流传最为悠久,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语言,如今却正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     

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充分发挥高校育人功能,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政策导向。高校在巩固和谐民族关系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应充分发挥教育功能,主动承担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责任,积极适应民族工作发展新趋势,在大学生民族观教育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中发挥自身特有的作用。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正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现代中文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     

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实践

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通过研究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系统地认识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实践性,有利于我们更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有利于努力促进新形势下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发展。     

“九·一八”事变对东北人民心理的震荡

阐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东北社会及民众心理的震荡、对民众民族心理的影响以及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对东北民众社会心理造成的冲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引导东北人民走上了民族独立,抗击日本侵略者,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人物,深刻的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包一头”:1960年代初党对工商业者统战政策的历史考察——以江苏省为例

"包一头"政策是对资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对工商业者各项统战政策的通称,是对民族工商业和平改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统战关系,稳定工商界情绪,党宣布"五不变",并提出了"包一头"政策,对缓和同工商业者的紧张关系起了重大作用。在精简中,针对工商界的特殊情况制定一系列照顾政策,采取"不精简,不下放"方针,收到良好效果,发挥了工商业者积极性,为经济调整的顺利完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及其实践

本通过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及其实践的论述,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情,对藏彝民族制定采取了正确的纲领和政策,对我党取得全国的解放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对当今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党在民族工作方面采取何种民族纲领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应当有所借鉴。因此,本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藏彝民族的纲领政策,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小国寡民”与“乌托邦”的大同世界之比较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思想,15、16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构想。不同的时代及地理环境下,两人本着同一个社会理想,以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两种大同世界。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无阶级观与莫尔的"奴隶"阶级观。     

何尊铭文中的“中国”

现存器物中,何尊铭文中最早出现中国一词,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并且和《尚书》记载相佐证,反映了时人的中国观、民族观、地理观等。重新反思何尊铭文,结合史料和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含义,以期更加详细地认识中国语意的形成,以及周以后中国所具有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