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拉门德远东之行述评

拉门德1920年的远东之行首要目的是解决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的满蒙保留案,同时也拟向中国方面宣扬新银行团对华原则。拉门德与日本交涉中的妥协,同在中国竭力宣扬新银行团的“理想主义”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银行团虽是美国扩大对华门户开放的工具,但其只能做到“无为而为”。     

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

南京政府所谓的“青年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它们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政治继续动荡的恐惧与抵制。民初以来的高等教育,其文科与实科的比例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严重失衡倾向的日益积累,导致了越来越多游离于社会生产结构之外的文科学生成为批判现实的社会科学最为热情的接受群体。当他们的切身遭遇在学理上被引向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质问时,社会科学表现为20世纪30年代具有颠覆性的一种时尚。这些学生也由此为抗议南京政府的政治组织所吸纳,从而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让南京当局头痛的政治风浪。     

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

从15世纪到19世纪,惟一与日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朝鲜,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团赴日,这些使团中的文人留下了约四十种类似出使日记的有关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笔谈、唱酬和绘画。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朝鲜与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日、韩学界很受关注。可是,这些文献资料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看上去只是记录日、朝之间往来的资料,对中国学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本文指出,这些文献资料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呈现了这几个世纪日本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与文化比赛,也让我们看到在近世东亚的政治与文化上中国的存在,日朝交往中,无论在政治领域的名分、礼仪、文书上,还是在文化领域的衣冠、风俗、学问、艺术上,现实上的“明清”虽然缺席,但历史上的“中国”却始终在发生影响。因此,在朝鲜通信使文献中,尽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也可以看到中国在通信使文献中,仿佛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但其连番讥讽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和观察视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并在上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胡适、顾颉刚接触日本相关学术的可能性,观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治学心态。最後,本文将比较“古史辨”与“束洋学”兴起的原因与目的,以及它们与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藉着相关探讨,我们能同时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     

“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的“1 92 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 2 0 0 4年 7月 2 6— 2 8日在素有“塞上江南”美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召开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及美国、韩国的近 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44篇。与会专家学者就 1 92 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物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此次研讨会的召开 ,对推动民国史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     

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１８６２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典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本文对此予以介绍、评析,并概述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和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的首相原敬极力强调:“国际协调”;改革对华外交,实行“不干涉政策”。当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时,原敬内阁、高桥是清内阁先后声明:“不干涉中国内争”,不准日本军人介入     

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

日本对东三省的侵逼是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要外因。五大臣出洋考察政策出台后,日本先是极力打消中国使团为维护东北主权游说列强之意图,而后随着"日比谷烧打事件"及"吴樾投弹案"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成功促使载泽使团放弃"先欧后日"计划而先行访日。载泽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帝室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君权宪法"讲座,促使中国仿行日本宪政。日本"殷勤"接待的背后,隐藏了其"拉中制俄"的对外战略与推行大陆政策、创造对华扩张契机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应对载泽使团的对策体现了外交仪式、国家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马戛尔尼使团绘制的中国图像在英美的收藏现状述考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两国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官方接触,使团成员们在华期间绘制了大量的中国图像,这些作品是成员观察中国时的直接视觉描绘,也从英国的视角记录了18世纪末中国的社会风俗和中英之间的重要政治交往事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文整理并爬梳了使团绘制的中国图像在英美的主要收藏现状以及这些图像对欧洲"中国形象"形成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与修约决策(1843-1869)

在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对华商贸扩张与修约决策中,英国驻华使领馆的情报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商贸情报的搜集与更新,配合英国政府将对华商贸扩张从沿海导向内陆。他们对清政府内政情报的刺探,使英国对华认知从商贸范畴扩展到政治领域。情报积累的日渐丰富,加深了英方的对华认知,使其对华交涉跳脱商贸扩张的单一视角,试图在商贸扩张与对华政策的把握上取得某种平衡。通过"情报搜集—认知中国—政策调适"的模式,英方不仅在1868—1869年的修约交涉中实现了商贸扩张与对华决策的平衡,为英国攫取在华利益打下了基础,而且改变过去向清政府一味施压的办法,开始着手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代理人",以诱导清政府实现变革,从而服务其在华扩张。     

略述明初接待外宾的机构

明初对外实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反对穷兵黩武。洪武政权一建立，就宣布“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莫安，四方所得，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而是要与诸国“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永乐时期，明朝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内外政策，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开展大规模的对外访问，先后七次派遣郑和组成庞大的友好使团出使亚非各国。郑和七下西洋，使明朝在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得到新的发展，外国使节纷纷来华，盛况空前。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

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之间,曾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也曾对华保持过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其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斯坦法尼则是30年代前后,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的认识、贡献及其使华经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罗姆尼的中国账本

与充斥着黑脸与算计的政治账本不一样,罗姆尼的中国经济账本却显示出不一样的风景,以至于成为奥巴马阵营攻击罗姆尼对华“真实态度”的靶子     

认识中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

本文旨在以马戛尔尼使节团为例,阐明一种长期存在于西方文明中的“科学调查”现象,以及这种行为建构非西方文明知识的过程,尝试以新的视角为使团研究另辟蹊径。马戛尔尼使节团经由科学调查所收集的各项情报,除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外,更进一步被纳入其知识体系中,从而加大了中西文明力量的差距。使团虽未达成外交任务,却为西方带来新的中国观;而中国人最终未能了解到西洋文明的本质,导致接下来超过一个世纪在面对西方时的挫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调查”或许可说是使团惟一成功的任务。     

法国总统的中国情结

有分析说,下任法国总统很可能会继承对华友好的传统戴高乐:“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蓬皮杜:“周恩来,我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德斯坦:“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和维护国家统一。”……     

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

历史上 ,朝鲜与中国是地理位置最接近、关系最密切的邻邦。清代 ,朝鲜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络绎不绝。清入关前 ,朝鲜定期派遣冬至、正朝、圣节、岁币 (亦称年贡 )等四行 ,清顺治二年 (1 645) ,此四行并为冬至使。此外 ,还有谢恩、奏请、辩诬、陈奏、进贺、问安、进香、告讣等多种名目。① 派遣使团 ,是朝鲜人员往来清朝的唯一渠道 ,主要使臣是正使、副使和书状官 ,称为“三使”。绝大部分随员都是公务人员 ,但也有少数具有一定身份的知识人由于与三使有特殊关系参加使团 ,以私人参观访问为目的 ,并不担负官方任务 ,比较出名的有 1 71 2年访华…     

美国“迪克西使团”出使延安始末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曾派出一个半官方组织“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从而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书写了第一页,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迪克西使团”的组建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性胜利,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次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感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