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说田间

田间的大名我是早有所闻的.十五六岁的时候"文革"烽火正炽,我在捣毁的学校图书室里捞得过几本书,其中就有田间的诗作,现在已忘了是哪家出版社的版本,反正田先生的《致战斗者》《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戎冠秀》等大作从此就印在我的脑袋里了.后来又在不断补充的知识中得知田间上世纪30年代曾参加过"左联",闻一多对他的作品有很高的评价.说到"左联",就想到鲁迅,说到闻一多,就想到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对鲁迅和闻一多的崇敬带动了我对田间的景仰.     

我所知道的俞平伯

我和平伯先生的交往并不算早,但是由于我长时间的不断晋谒与请教,我们的关系日渐加深。1953年春,我调来九三学社,开始结识平伯先生。从此,我不时到老君堂他的寓所请教。1954年平伯先生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后任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当时开展了对他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平伯先生思想甚是不通。九三学社的同志特别是他的老学长许德珩先生(“五四”前后与平伯先生在北大同学),对他十分关心,并由当时九三学社中央两位副秘书长孙承佩、李毅同志去他家看望,劝他不要有对立情绪,以免遭受更大的围攻。应当说九三学社的帮助有一定的效果,平伯先生的…     

瑞士有位“价格先生”

"我能理解法语区民众对书价的担忧,特别是有的书要比法国贵40%。我们马上调查。"迈尔汉斯用这番话给抱怨书价高涨的民众吃了颗"定心丸"。迈尔汉斯是瑞士价格监控局负责人,负责监督瑞士市场物价走向,因此被称为"价格先生"。只要民众发现商品价格上涨过快,就可以向他报告。经调查属实,"价格先生"会要求销售商调整价格。他既会与销售商友好协商,也敢摸老虎屁     

立德树人的雷达先生

正雷达先生是我的恩师。2005年夏天,他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其时他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十分敬仰。一时见到先生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雷门弟子,可谓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导10年,前后指导博士10余人,这些同学现大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     

短歌当哭

公元２０００年是个凶年,刚祭别了周振甫先生,接着又走了戈宝权先生、柯灵先生和程千帆先生,再加上前些时先行的赵朴初先生,文坛、学界遭此噩运,斯文难再。 欲哭无泪,就是有泪也禁不得接连而来的许多悲哀。长歌当哭,我已无力长歌,只能短歌而哭一哭程千帆先生。 至今我还未曾见过程千帆先生,因为我不是他的弟子,却对他老人家怀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感,我知道我的学业与他相比相差奚止千万里,一见面就会被他洞察而无地自容,这就是当我得悉南秀村他的住址时,多年来一直没去拜望的心理障碍。 程先生１９７８年被匡亚明校长请到南…     

访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李默庵先生

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新增选的全国政协常委名单中,我看到了李默庵的名字。他,就是著名爱国人士、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现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李默庵先生吗?想到这里,我就决定去采访他。 4月17日,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北京新居去采访他。这是一所高20层新建的大楼,楼里宽敞、明亮、舒适。这位老人在会客厅里热情接待了我。他虽87高龄,但仍神采奕奕,保留着军人气质。他热情爽朗,让家人给我泡茶拿烟,并接着就和我开门见山地谈起来。我是第一次见他,但很快就有一见如故之感。这次采访使我对李默庵先生有了更多了解,也使我对他更加敬佩。 热…     

跆拳道和旅游业的距离有多远？

我认识跆拳道完全是通过北京森林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李建通先生。多年来,李总一直致力于组织新的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的设计、开发、推广工作和大型活动组织。他对跆拳道的重视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     

山曼老头儿

前天,突然接到叶涛师传来的消息,说山曼先生走了,然后又接到他回忆先生的文章。一连两天,我没给叶师回信,能对他说些什么呢?今年正月在莱阳,和叶师谈起他,他说山曼先生的精神大不如以前,我还说,等夏天放假了,一定找个时间到烟台看先生去。其实对他的身体状况,就像叶师说的,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心理     

风范垂后世 学脉有传人

石泉先生,1918年1月生于北京,安徽贵池人。他是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创立者,他对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份珍贵遗产。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近几十年来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5月4日,石泉先生在武汉逝世。本刊约请国内历史地理同行撰文,表示对石泉先生的纪念。     

胸中有高致 笔下无俗情——王如一和他的书法艺术

我与如一先生交往已10年有余,他是我所崇敬的人品、艺品俱佳的一位书法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别无所好,惟对书法情有独钟,耽之愈久,爱之愈深。他学书从唐楷入手,后研习汉隶,魏碑,行草名碑、名帖及今人于右任、林散之等的帖子,植根传统,博采众美,入古出新。他对草书用工尤勤,潜心追求古朴典雅、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     

梅兰芳破例收女徒弟

辛亥革命那年,我出生在北京东城一个贫穷的家庭。17岁那年,我拜在梅兰芳先生门下。我是通过齐如山先生认识了梅先生的。我和齐先生谈起希望拜梅先生为师的事,齐先生把我带到梅先生家去。那时,梅先生住在东四九条胡同。第一次见面,梅先生对我的印象很好,说我是个好孩子,聪明,扮相也好。我受到了梅先生的称赞,心里说不出的快活。但是,提到拜师的事,梅先生却拒绝了。他说:他是从不收女徒弟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收女徒弟,不过事实上他那时的确没有收过一个女门生。齐如山先生是个热心人,帮我再三向梅先生说项,说我是个孩子,不要当作女徒弟收…     

方国瑜先生的人品和学品——“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发言

中共丽江市委和市政府给了机会,参加“方国瑜先生故居开馆庆典暨方国瑜先生与民族文化研讨会”,表示衷心感谢!方国瑜先生是我的老学长,也是我的老师辈。方先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我毕业于1952年,是老学长。他跟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是同一辈人,是我的老师辈。白先生和方先生曾同在云南大学教书,多有交往。我曾多次听到白先生谈到方先生,钦佩他对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研究所做的贡献。方国瑜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尤专注于云南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著述宏丰,贡献巨大,有口皆碑,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他是云南的…     

有关阴铿史料的补遗——答陈永正先生

陈永正教授一直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人,他们这一辈人治学、治史的严谨精神,始终是我们晚辈所欠缺的,须好好学习并努力遵循。这次,他对拙文《阴铿：开吾粤风雅之先者》提出的质疑,教我受益不浅,很是感激。的确,我的文章很粗糙,疏漏之处不少,先生一一指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一位热忱、渊博的历史学家——忆王思治教授

<正>王思治先生离开我们了,他热忱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其人品和学品,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思治教授长我八岁,他对于我来说,界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我们是朋友,且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见解;我们专业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在思想感情上,我是把思治先生视为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看待的。我和思治先生相识和交往三十多年,我从他身上得到许多教益。我的这篇短文,是想着重讲讲思治先生对我的热忱的帮助。     

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吴稚晖为什么不肯做国府主席

民国三十二年（1943）八月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逝世,安葬在距离重庆十余公里的林园。蒋介石再三敦请年高德助的吴稚晖先生继任主席。他是党国元老,众望所归。谁也没有想到,他竟婉转拒绝接受国府主席这样的高位。我认识吴稚老很早,当年我到欧洲求学,就是受了他的启示,以后一直都有交往。我特地去拜见他,请问他为什么不肯做国府主席？他坦诚地说：‘依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认识国父孙先生,受了国父的感召,才信仰三民主义。但彼此之间有一个默契,为了革命他可以派我做任何事,就是不能派我做官。现在承蒋先生看得起我,不…     

袁敦礼说:兰州有三大好处

我和袁先生的认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我们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身体细高,学者风度,目光有神,思维敏锐,说话果断,态度从容。他是闻名的体育专家、教育家,有威望的教授。在全国体育界和教育界,很少有人不知道他。当时,袁敦礼、董守义、马约翰、吴蕴瑞和郝更生等,被人称为体育界的五大泰斗。全国解放时,据说只有郝更生一人跑到台湾去了,其余都留在国内。１９５０年底,我到兰州西北师院工作。在我们相处共事的将近２０年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使我永远不能忘怀。这里只说一件。１９５１年初,我们刚到兰州不久,住在学院十里店宿舍。宿舍是泥土房子———草泥顶、土墙,纸糊窗户,条件是艰苦的。袁先生家也住这样的房子。有一天晚上,袁先生的爱人赵玉琨邀我们到他家里作客。袁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别看这房子土,比起上海的高楼大厦来说,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冬暖夏凉！”他这句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当时,在座的还有董守义先生。在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国民党逃奔台湾时,曾动员他去,因周总理辗转捎信劝导,他遂决定离开北平,蛰居杭州,等待解放。后来,受西北师院前代院长李化方先生的邀请,再次来西北师院任教。来兰州是他旧...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侯外庐先生治史的特点 ,是把研究社会的一般构成视为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 ,亦即基础条件。他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都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基础上 ,他是把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熔为一炉的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治史道路 ,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道路 ,他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杰出贡献 ,也使他成为有代表性的、杰出的史学家。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 ,推进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是 2 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