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

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关系从建交到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与印尼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曾尝试与印尼"建交",但印尼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决定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与印尼建交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和美国反共战略的双重影响,印尼政府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拖延派遣驻华大使,并屡次做出有损双方友好关系的举动,导致中国与印尼关系陷入"建而不交"的特殊状态。1953—1954年,印尼对华政策进行调整,两国实现互派大使,外交关系才得以走上正轨。     

中以建交为何拖了四十多年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直到1992年1月双方才建立外交关系,中间相隔42年。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也不是两国间存在影响建交的双边问题,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却是十分罕见的。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毛泽东、刘少奇 北上会晤“老大哥”

苏联,曾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便是苏联。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可能出现的武装干涉,面对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同苏联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将自己的首访国定为苏联。     

“社教”运动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了较大的分歧。中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对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并把这种改革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同时,为“反修防修”和防止“和平演变”,     

新中国的外交成就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二天,中苏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截止到2010年6月12日,中国已经与17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下图片可以让读者领略新中国外交的风采。     

台湾民众围殴美国官员

上任当天接到“坏消息” 1977年1月20日,卡特出任美国第39届总统。当时,苏联正与美国争夺全球霸主的地位。为了遏止苏联的扩张势头,增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卡特上任伊始,便试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三次派人到中国谈判建交事宜。     

新华社记者与中非友谊之门的开启

正2016年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建交60年。1956年5月30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由此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大门。从1956年到1966年间,中国先后与25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由于历史原因,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中,双方一般都是先从民间往来和商贸、文化交流等开始,逐渐增进相互信任和了解,最终实现政治上的建交,新     

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但直至 2 0世纪 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其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 6 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 ,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     

新中国与意大利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一直没有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直至1969年初,中意两国关系正常化才迎来了转机,其原因主要是: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对抗、西方大国纷纷调整对华政策、意大利国内左翼政党力主承认新中国以及中意经贸发展的驱动。从1969年2月至1970年10月,中意两国围绕建交问题进行了长达22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970年11月6日签署联合公报。中意关系正常化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开始破产。     

Italy and Yugoslavia: from distrust to friendship in Cold War Europe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 of two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ith a difficult past and separated by ideological barriers, this article takes a look 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Yugoslavia in a long perspectiv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aim is to portray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from enm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good neighbourly relations in Cold War Europe. Including new archival sources of Yugoslav origin, the article shows how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Yugoslavia developed,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factors, political ambitions, but also the impact of diplomatic agen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for cooperation on the Adriatic. Taking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to account, the article shows that many developments leading to détente in Europe had indeed their precursors on the Adriatic. This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Italy and Yugoslavia a success story during the Cold War which has hitherto not been thoroughly acknowledged in historiography.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国防战略思路论析

建国初期"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延伸,但不能将两者混淆。"一边倒"外交战略着眼点在于社会制度的一致和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联苏抗美"的国防战略着眼于国家安全和国防巩固,它的提出既有历史经验的因素,更取决于新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是一个符合当时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的决策,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1956年陈云代理总理期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实践与经验

1956年11月下旬至1957年2月,在周恩来总理应邀出访亚欧11国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的陈云代理了国务院总理职务。陈云代总理在国内处理一系列国务要事的同时,处理了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对阿援助、对罗贸易和中南关系等多方面的外交事务。虽然陈云不是专门分管外交工作的,但是,他在处理涉及四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外交事务时,始终关注国家利益、心系民生,实事求是并坚持增信释疑,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重任和嘱托。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影响中罗关系曲折发展的若干因素

20世纪60年代,原本平稳发展的中罗关系出现了飞跃。促成并制约这一时期中罗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两国的影响,罗马尼亚领导人把中苏和罗苏两个双边关系变成了一个中一苏一罗大三角关系。此外,冷战的国际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与分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上述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此消彼长,使中罗关系的进程呈现出缓与急、冷与暖的交替。     

建国初期外侨管理工作述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侨管理工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对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家侨民实行了以“赶、挤”为主的管理政策;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侨民实行了较为温和的管理措施;对日本侨民实行在自愿的基础上遣送回国。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外侨管理工作是成功的,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外交意图,维护了新生的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公安外国人事务管理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

近年来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根据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苏联政策的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发展核武器在当时背景下,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     

“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表明了即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