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时处东西方冷战期,此举震动世界,媒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中法两国的建交谈判曲折而富于变通精神,建交公报只有两句话,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法国也是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没有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详见《中法建交始末》一文。     

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不仅影响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景,而且严重损害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实际利益。为了阻止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三项措施:阻止法国同中国建交;压迫台湾不主动同法国断交;胁迫其他盟国不追随法国的行动。美国的这些举措,虽然在局部上取得了一时的成效,但收效甚微,根本无法抵挡中法建交在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中产生的重大影响,更不可能实现其企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的目标。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美国从遏制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自然无法避免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我国政府与法国政府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首次采取了在内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先宣布建交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为中国迎来与世界各国第二次建交高潮打开了突破口。法国的需求法国提出与中国建交是从法国在对外事务中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重要成员,追随美国,坚决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虽然50年代法国曾提出过同中国建交,但由于中法之间在建交问题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使中法未能正式建交。这两大障碍:一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二是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反对法国的     

美台断交的时刻，在台北……

美台断交的时刻,在台北……周玉蔻［按：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美国已决定于次年１月１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中止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十年后的同一天,台湾《联合报》登出本文,题为《十年前的今日凌晨》。文中小标题为转载者所加。］...     

“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综述

正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展现双方在过去50年中的文化交流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博物馆于2014年4月11日至6月15日联合主办"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为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呈现上一份特别的厚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为展览所作贺辞中指出:"中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各自创造的独具特色、充满魅力的文化,使两国人民始终相互吸引……中法两国博物馆展示着各自民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多彩风貌。加强中法博物馆交流在两国文化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五家博物馆     

影响世界格局的“外交核爆炸”——我所亲历的中法建交

1952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法文组毕业后,进人中国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因缘际会,参与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亲身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闻媒体称之为“外交核爆炸”。40余年后的今天,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法国吉美博物馆“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

<正>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当时曾被西方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轰动一时。二○一四年,为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法国文化与新闻部决定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合作主办"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据悉,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映汉代历史与文化的     

中法建交谈判及筹建我国驻法大使馆琐忆

1963年12月,我在日内瓦大学学习期间,被抽调为正在法国访问的中国石油技术考察团当翻译。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电话,说另有新任务,要我立即返回驻瑞士使馆。返回瑞士后,领导告知,中法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国内决定调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巴黎参加筹建我国未来驻法国大使馆先遣组工作。     

“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1949—1954)

印度尼西亚是第一个未经谈判而直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关系从建交到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中国与印尼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曾尝试与印尼"建交",但印尼政府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决定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中国与印尼建交后,受国内政治环境和美国反共战略的双重影响,印尼政府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拖延派遣驻华大使,并屡次做出有损双方友好关系的举动,导致中国与印尼关系陷入"建而不交"的特殊状态。1953—1954年,印尼对华政策进行调整,两国实现互派大使,外交关系才得以走上正轨。     

周恩来与中法建交

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件大事。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参与和指导了中法建交的全过程。如果把中法建交看作一部大戏的话,那么,在这部戏的前奏、启幕、高潮、尾声的各个关节点上,周恩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 ,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

近年来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在中苏关系的演进中,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作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作者根据陆续出版和解密的中国和苏联方面的相关文献档案,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基本战略考虑、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演进的互动关系、苏联政策的变化的动因以及此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发展核武器在当时背景下,只能争取苏联的援助,苏联向中国提供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时代和国际形势以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日后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论题.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中美《上海公报》谈判的第一阶段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在上海发表了第一个联合公报,即著名的《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长期隔绝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上海公报》的谈判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10月20～2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第二阶段是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阶段的谈判经过了三个回合,双方先后各自提出了三个版本的草案稿,涉及公报的写法、内容、表述等问题,但核心是台湾问题。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中美各有让步,除台湾问题外,其他问题基本达成共识。这就为4个月后的尼克松成功访华和第二阶段的谈判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中国谋求打开对欧关系的努力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重点是谋求打开对欧关系。为此,中国在公共关系、经济和政治外交等领域积极展开活动。总的来说,中国在上述领域所做的努力是有成效的,特别是中法关系正常化标志着中国对欧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也要看到,中欧关系总体上依然发展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大多数西欧国家仍不能摆脱美国的控制来发展对华关系造成的。     

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

中苏同盟是战后雅尔塔格局的产物 ,同时又对这一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同盟的演变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其实质则是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选择。本文从战后国际格局和国家利益的角度 ,对中苏在结盟中的战略利益选择问题作了分析     

The Sino‐Soviet Conference, 1924–1927

Soviet Union issued two declarations toward China in 1919 and 1920, promising to nullify all treaty privileges in China previously established by the Tsarist government voluntarily. However, in the formal negotiations Karakhan insisted that old treaties must be replaced by new treaty. Finally, the Sino‐Soviet Agreement, literarily, “Agreement on General Principl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Outstanding Questions”, signed in May 1924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restored at once, a conference was stipulated to meet within one month to solve all questions and to conclude a formal treaty. Nevertheless, the conference was postponed for more than a year; when it did convene too many controversies led it nowhere. Since no treaty was produced at the Sino‐Soviet Conference, the old treaties were not abolished, therefore the Soviet's promises were never practi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