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东龙山遗址Ⅰ区发掘简报

东龙山遗址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的丹江上游,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包含有仰韶、龙山、夏、商和西周五个时期的遗存,遗址I区主要为夏代晚期与商代早期遗存。夏代晚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同期遗存基本相同,或可将该遗存视作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故我们提议将其称作"商洛类型"。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郑州二里岗等商代遗存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文化。     

豫南地区史前文化初探

豫南地区地处豫、鄂、皖三省交界处,主要有裴李岗、仰韶、屈家岭、龙山和二里头文化,其中以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除裴李岗文化时期外,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始终表现出多样、复杂的文化面貌,依据相关考古和文献资料,这一现象可能与华夏和苗蛮(或称三苗)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的冲突和战争有关.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工具残留物及微痕分析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包含有仰韶中晚期、龙山中晚期、二里头时期及东周时期遗存。该遗址在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石器制造中心,在伊洛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了解各个时期的生计结构,我们对灰嘴出土的28件切割工具(刀、镰和矛)进行了微痕、淀粉粒和植硅体的综合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刀和镰主要是用来收割栽培谷物,包括粟黍、薏苡、小麦族和稻谷,但也收获或加工其他植物,如大豆和多种块根类植物,如山药、百合科、栝楼根等。结合浮选结果进行综合性分析,可知先民在灰嘴居住的两千多年历史中的生计形态变化表现为:仰韶时期是以粟黍-薏苡为主,到龙山、二里头时期逐渐转变为以粟黍-薏苡-麦类-大豆为主,同时始终以稻米和多种块根植物为辅。     

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认识

本文对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进行了讨论,辨析了石峁石雕上的几例虎纹;讨论了石雕上的虎食人图案及其与商周时期同类纹饰的内涵。认为石峁石雕上纹样的幅面巨大,是具有公众性的一类纹饰,与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小型私人化的玉雕内涵不同,同时认为石雕上纹样与青铜器上所见的兽面纹有直接的发展关系,是铜器兽面纹的直接来源。     

河南三门峡市南家庄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门峡市南家庄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发现仰韶、二里头、宋代文化遗存,尤以二里头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土陶、石、骨、蚌、玉器等遗物,为了解三门峡地区仰韶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     

二里头文化花边装饰溯源

花边装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关于它的来源目前尚无定论。本文主要运用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法,对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时期早期遗存进行排比分析,认为花边装饰起源于客省庄文化,最终经由分布于陕西东部的东龙山文化传播至二里头文化,并成为二里头文化的典型特征。     

龙山—二里头时期环嵩山地区农业演变

龙山—二里头时期是剧烈的社会变革期,环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时期显示出了强烈的优越性。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补充了新砦、东赵、花地嘴等遗址最新研究内容,对环嵩山地区龙山—二里头时期农作物遗存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阐明农业经济结构与二里头文化崛起之间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中原玉礼文明的外来因素分析

玉器在中原地区直到仰韶文化晚期才开始出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龙山时代进一步发展。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玉器大多来源于周边地区,且不同时间玉器的来源地域并不一样,仰韶时代主要来源于红山文化和崧泽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主要来源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时代主要来源于山东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传播之路也是礼制的引进之路,通过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不断引进,中原地区的礼制也在不断地整合、完善,最终形成了二里头文化比较完备的玉礼制度。     

垣曲上亳遗址陶器化学成分的初步研究

上亳遗址位于垣曲王茅镇东南上毫村,居黄河支流毫清河东岸。文化遗存丰富,分布有仰韶早期、庙底沟期、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和东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其中以新石器时期文化为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成为研究垣曲盆地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又一处典型遗址。     

项城县毛冢出土商代早期青铜器

项城县孙店公社有一处较高的地方叫做毛冢,这里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从出土的陶片看,有仰韶、龙山,二里头、商周各个时期的遗物,文化层较厚,遗物丰富,1977年3月,曾出土三件商代青铜器,现简介如     

铜器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作用试析

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课题。本文选取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地区作为研究的时空范围,运用两地区出土的特别是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诸遗址出土的红铜和青铜器、玉器以及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礼器、玉器的诸多考古资料,在分析了早期中国社会的礼器经历了从"高规格陶器与玉器的组合"向"铜器与玉器的组合"的转变之后,从而证明铜器对二里头时代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大变迁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将山西南部的龙山晚期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作了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两处大型高规格聚落相当,墓葬均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但其结果呢,陶寺社会最终走向了崩溃,而二里头社会则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究其原因,就是陶寺文化的居民尚未掌握铸铜技术,铜器在陶寺文化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并未发挥十分重要作用,更没有像二里头文化那样出现发达的青铜礼器。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还例举了世界民族学调查资料,即澳大利亚伊尔约隆特(yiryoront)部落十九世纪末怎样从使用磨光石斧向使用短柄铁斧的过渡最后引起了许多刺激性的社会变化,从而充分体现了具有新技术含量的物品在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不仅以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证明,铜酒器的出现与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可能是同步发生的,铜酒器相比陶酒器在材质和技术上更胜一筹,而且指出酒礼器的"铜器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促进力量之一。作者征引了《诗经》和《礼记》》等古代典籍中关于商周时期许多贵族的宴饮诗和民间的"乡饮酒"活动,这种广为盛行的宴饮活动,对提高统治者贵族自身的地位和声望,对当时社会转型和维护新生社会的秩序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综观全文,我们明显看出,作者在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也即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过程的探研中,既重笔浓彩地从多角度揭示了铜器在早期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又从实际出发分析出酒礼器的"铜器化"是造成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推进力量之一。如果说前者是人类早期社会变迁的较普遍规律的话,后者则是中国早期社会变迁的特殊性之处。问题的探究,如此步步深入,既分析其普遍性,又洞察出特殊性,不能不令人信服,它的发表必将对早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给予新的启示。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

近几年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存;发掘了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包头市阿善遗址,仰韶至夏商时期的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龙山时期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龙山至夏商时期的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准格尔旗大口遗址;试掘了准格尔旗张家圪旦和大庙圪旦遗址。先后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探讨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后羿代夏论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变化

后羿非"东夷",而是"西夷".二里头类型中心所在的伊、洛地区的早期文化不见鬲、甗与陶器,说明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源流不是受到东边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而是受西边山西龙山和东下冯类型文化的影响所致.     

谈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冶铸业

二里头文化是解放以后新发现的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而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这一时期铜器及其遗迹的发现更为普遍,所反映的青铜冶铸业的状况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本文主要依据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及其有关的资料,谈一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冶铸业。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的东部、偃师     

淅川下王冈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陶器群初探

本通过对淅川下王冈遗址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陶器群的类型学分析,对于该遗址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化面貌、来源、构成因素与功能结构作出分析,并对当地族群的形成与整合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仰韶时代陶铃到殷墟文化的铜铃来看铃的发展演变历程

学界对铃和钟的源流关系有较为统一的认知。文章对铃器外形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即从仰韶时代的铃一直到西周的钮钟,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的陶铃;龙山末业铜铃到二里头铜铃;晚商铜铃到青铜钮钟。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也承载不同的时代使命,对这三个阶段做了简要梳理,以管窥铃的发展演变历程。     

宁夏隆德周家嘴头遗址2019年发掘简报

位于渝河流域的周家嘴头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及汉代遗存的重要遗址。仰韶时期遗物和大地湾四期相近,属于仰韶文化晚期,且发现数量较多的陶窑,该遗址在本期应是一处专业烧制陶器的生产中心。除此之外,还发现龙山时期灰坑、墓葬等遗存,与沙塘北塬遗址的文化内涵接近。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周家嘴头遗址的认识。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

通过收集整理有关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文献资料,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总结了专家学者们从考古学、冶铸技术和中华文明起源等方面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以期引起中外考古学家、冶金史学家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山西泽州和村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底,为配合晋城至阳城一级公路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泽州和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700平方米,发现仰韶、二里头、两周等多个时段的文化遗存。这是晋城市首次科学发掘的先秦时期居址,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晋东南地区这些阶段文化面貌的认识。首先,和村仰韶时代中期遗存,进一步明确了晋东南庙底沟文化早期的具体文化内涵。其次,和村夏时期遗存的揭露,初步展示了沁河上游地区二里头时期的文化面貌,也为进一步辨识这一时期山西漳河流域和沁河流域的文化类型奠定了基础。此外,和村周代遗存弥补了晋东南两周考古居址材料的空白,特别是无足根袋足鬲大量出现,与有足根联裆鬲并存的情况,展现了晋东南两周之际居址材料中别具一格的一面,这也为探讨其与中原文化关系打开一扇窗口。     

陕西乾县河里范遗址发掘简报

河里范遗址位于陕西省乾县城东约15公里的泔河南岸二级台地之上,2005年发掘了400余平方米,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等遗物,可辨认出仰韶中期、晚期和龙山早期三种遗存。本次发掘表明泔河流域在仰韶中晚期到龙山早期这段时间,与渭水中上游地区同期的考古学文化无论从整体的陶系、器形、器物组合及陶器的纹饰特征都基本接近,相较之下与泾水上游同期遗存的差别在仰韶晚期时开始明显。该遗址是泔河流域的首次考古发掘,对关中西部地区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