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政权传世方式琐谈

金朝建国前后,女真族最高统治权的传世方式,经历了一个父子——兄弟——父子的转变过程。从这一过程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可以相应的划分为氏族制(包括部落联盟)、奴隶制、封建制3个阶段。女真最高统治权传世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伴随着其统治者不断克服旧俗、旧制,以适应其统治需要而完成的,也可以说是女真族社会进步的产物。     

论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

猛安谋克制度是金代女真族重要的政治、军事制度,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然而有关猛安谋克官制的研究尚欠薄弱,笔者认为汉制影响是研究猛安谋克官制发展、变化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从猛安谋克如何纳入封建汉官体系与官员职掌,猛安谋克官员的任免、升迁情况,以及猛安谋克俸禄制的形成三方面,探讨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以促进对女真族封建化中汉制与本族交融问题的研究。     

黔东南推行"林长制"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森林对于人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着国家生态安全,维系着人民幸福安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然而,与林草资源发展与保护相关的制度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林长制"的提出是保护林草资源和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与重大举措.因此,"林长制"是问题导向萌发的制度,也可以说"林长制"是因...     

实施"首问制"是维护和保障图书馆权利的一种措施

本文论述了"首问制"在图书馆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通过实施"首问制"提高图书馆服务理念.同时实施"首问制"是图书馆权利的一种体现,是维护和保障图书馆权利的一种措施.     

文化融合与完颜亮的政治吟唱

在女真族与中原汉文化的不断交融过程中,完颜亮作为女真族的君王作家,以其雄健粗犷,豪放遒劲的文学艺术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位,其作品的"桀骜之气",是其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一统天下的政治野心的真实写照,在反映女真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特征的同时,对金代和南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民国时期武汉工业企业的工头制改革——以棉纺织业为中心

近代武汉工业中的管理体制最初是以清末张之洞所创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中所使用的衙门式的管理模式为代表,工头制在其中大行其道。民国建立之后,利润的刺激和轰轰烈烈的"实业救国"思潮推动着武汉地区民营棉纺织业的发展,它们从一开始就避免重蹈官营工业的覆辙,摒弃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和陈腐落后的作风,但却无一例外地保留了工头制,对工头制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演进的过程对于今天企业的改革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渤海国五京制与唐朝渊源研究

渤海国的"五京制"是我国古代都城建置形式"复都制"的一种。"五京制"起源于唐朝,被渤海国效仿,并得以发展和完善。渤海国的"五京制"不仅巩固了地方的统治,促进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东北城市群的发展。并且被辽、金沿用,对后世影响深远。     

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

以干支纪名之俗起于上古贵族在同姓内婚范围内按母系分宗的传统,实质上是早期父系家长继承制下“子从母姓”的一种变制。日名制在母系为区别婚姻关系,在父系则为分宗,母系与父系同用一套日名符号,带有后世所称“姓氏合一”的特征。商王室以内婚制与外婚制并行,内婚诸妻及其诸子不分嫡庶,而在内婚群与外婚群之间已产生出嫡庶制的萌芽。商代王位以直系家庭的形态传承,在常规状况下严格控制在内婚范围之内;其传承机制以长子继承制为主而辅之以推举制,兄终弟及为父死子继的补充与变制。     

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

商代的国家结构和形态,既非一般所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亦非所谓"邦国联盟",而是一种"复合制"国家结构,它由"内服"与"外服"所组成。内服亦即王邦之地,有在朝的百官贵族;外服有诸侯和其他从属于商王的属邦。内、外服关系亦即甲骨文中"商"与"四土四方"并贞所构成的结构关系。维系内、外服"复合制"结构的是商的王权及其"天下共主"的地位。商的王权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王邦对于其他属邦就是"国上之国";其他属邦则属于王朝中的"国中之国"。这是一种以王为天下共主、以王国(王邦)为中央、以主权不完全独立的诸侯国即普通的属邦为周边(外服)的复合型国家结构。     

浅析满族文化与女真族文化的关系

女真族建立金王朝后开始更注重自己的文化,满族作为女真族的后继者,其文化一脉相承,在族源上存在着较深的渊源关系。满族人在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受到了女真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清朝中期的满族京旗文化亦是对女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按图索鸟

<正>置身于摩肩接踵的车海人潮、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我独辟蹊径,四处寻觅着香港清幽。翻开湾仔区酒店大堂备有的香港游览地图,无意间发现距离酒店不远处便有一座香港公园,于是带上我最喜爱的相机,踏入那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大腕"语源的民俗语言学阐释

一、“大腕”原本应写作“大万”或“大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大腕”一词的“人气指数”直线攀升,早已进入普通话的通用语词系列,成为日益受人欣羡的一个社会称谓。目引十几年前媒体报道一则以见该称谓流行之一斑：     

华阴发现"杨宽"款"与华无极"瓦当

“与华无极”瓦当是陕西省华阴地区所出土的一类汉代文字瓦当品种,此瓦当是一极为罕见的带手刻“杨宽”背款的“与华无极”瓦当。     

正定藏三方“容膝”刻石

<正>定现藏有三方朱熹书"容膝"刻石,一方存隆兴寺,两方藏于民间。隆兴寺藏的一方刻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原始刻石,但漫漶严重。第二方系摹刻前石而重立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文字保存较完整,可弥补第一方刻石文字之缺。第三方仅见拓片,应为三方"容膝"刻石中时代最晚者。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朝统治者采用了儒家的思想,积极进取,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康乾盛世".在盛世时,却停滞不前,采用了儒家的"持盈保泰"的保守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强化了封建专制,腐败严重.面对西方世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态势,不是迎头赶上,而是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尔后,发生了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堕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其教训极为深刻.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兴与衰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儒家思想的两重性.应提高分辨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思想资源.     

关于之字纹陶器的几个问题

"之字纹"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陶器上普遍施行的一种纹饰.本文考察了东北地区之字纹陶器的分布及相关的考古文化,探讨了"之字纹"流行的年代早晚、带之字纹的斜口陶器等问题,认为"之字纹"、"细石器"和平底陶器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三大文化特征.带之字纹陶器的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5000年前或更早的时候,黑龙江地区、松嫩平原上的先民就与辽河流域乃至中原发生了交往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