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在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1964—1966）

加拿大要求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但直至 2 0世纪 7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 ,其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为后人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于加拿大启动对华政策的关键阶段——— 6 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 ,加拿大与美国在中国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台美英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1951-1955）

中国代表权问题不仅是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最重要的冷战问题之一,而且是美国阵营内部歧见纷呈的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维护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是英国并不紧随美国的指挥棒合拍地起舞。台湾利用美苏阵营的尖锐对抗,以小搏大,竭力争取美国支持直接否决反对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的方案。台美英三方均有各自的立场与考量,有时限的“缓议案”是三方博弈后的产物。随着美苏阵营对抗的渐趋缓和,台湾当局所能做的必定越来越多的是妥协与退让。     

美国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对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与基辛格而言,如何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似乎颇为棘手。实际上,与北京改善关系是他们处理此问题的战略前提,如何避免美国国内保守阵营的攻击则是两人制定具体战术的出发点,至于蒋介石政权的反应则基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1971年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虽与尼克松政府的相关政策不无关系,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自身,即只要中国不发生内乱,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其加入联合国的步伐。而只要北京不让步,台北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就是必然的结局。     

美国与1966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4年以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强。在1966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中,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国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在盟国的压力下作了相应的让步,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中国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一年内,在尼克松政府的要求和现实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不断让步,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决策过程中,蒋介石表面上不断展示强硬立场,实质上却并非如此。他手下的高级"外交官"们为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倾向于妥协,但在威权体制下难于向蒋介石进言。     

1961年美蒋关于外蒙古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

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加,为了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搬出外蒙古问题,企图通过让外蒙古进入联合国这一“迂回”手法,达到保护国民党席位的目的。在策划该计划的过程中,美蒋发生了激烈争吵。经过数轮讨价还价,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从而为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台湾当局”对非洲农技“外交”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1971年)

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台湾当局"在非洲展开了农技"外交"。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非洲在联合国只拥有4个席位,到1971年已增加到42个席位。新中国成立     

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与冷战的起源(1944-1950)

冷战起源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1944—1945）、迅速发展（1946—1947）和正式确立（1948—1950）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互动,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战略基础——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最高决策层之间密切的个人友谊网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感与冷战思维的发展;基于对外在威胁的相同理解而产生的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感与战略利益。冷战的起源伴随着全球规模的势力均衡的形成,然而,新的势力均衡对美英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无形的“特殊关系”推动着冷战的发展,有形的冷战也考验着无形的“特殊关系”。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

旧金山会议前后 ,美英围绕究竟“哪一个中国”将参与对日媾和的问题 ,立场一度严重对立 :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而英国支持新中国。双方为此持续争议 ,直到美国以非常手段迫英国就范。文章认为 ,围绕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美英两国在远东存在的重大利害冲突、不同的现实处境以及两国外交的不同理念 ,也揭示出即使在冷战高峰时期 ,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在一国外交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

二战爆发后,美国社会组织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依靠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规范构想。美国政府则并未重视人权议题,人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组织在此后掀起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提高人权议题的地位,这使得美国政府考虑融合社会组织的人权规范构想与主权规范原则。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其人权立场,极力否决拉美国家的人权提案,体现出美国借人权话语行使霸权的实质意图。最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多处涉及人权,奠定了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基础。但是,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围绕人权的争论凸显了宪章人权条款的复杂特征,这使得美国在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发展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The United Nations at Niagara: Borderlands Collaboration and Emerging Globalism

In 1946 a group of Western New York and Southern Ontario business leaders proposed locating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on Navy Island, Canadian territory in the Niagara River. One of the most visionary proposals ever to come from the region, it was a genuinely binational project, grounded in the symbolism of the peaceful relationship along the Niagara after the War of 1812. The proposal revealed a high level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Niagara region that had been strengthened by the shared experience of World War II. However, the region was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from its national and state/provincial cores as it struggled to integrate itself into an ever more globalized economy.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评析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国际环境保护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大会的召开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的环保主义高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上,南北国家代表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几个主要焦点议题产生了分歧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一般性原则。二是制订了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     

试论1949-1951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建立前夕 ,美国积极侵略西藏 ,独立后的印度也企图延续它从英国继承的西藏政策和在藏权益 ,西藏地方分裂分子在美印等国的支持下蠢蠢欲动 ,西藏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他们精辟地分析了有关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冲突 ,利用印度维持其在藏利益的政策 ,找出了外交上的突破口 ,在坚决反对其干涉内政的同时争取与之早日建交并修正此前的对印政策 ,有效地制约了美国对西藏的干涉 ,使西藏和平解放顺利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使原已存在的东南亚华侨问题更加复杂。美国旋即从遏制中国的角度介入该问题,并制定了详尽的政策。例如,鼓励台湾当局争取华侨支持;排斥中国在华侨教育中的影响;鼓吹“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充分发挥香港在华侨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等等。1960年,美国又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了它对东南亚华侨的政策。但是,不管美国的政策如何变化,其遏制中国的基本目标却始终如一。     

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年）

论文勾勒了早期美国华侨的赌博情形,分析了他们参赌、设赌的各种原因和社会危害,探讨了华侨社会、中美两国政府对华侨赌博问题管理和控制的效能。作者认为,早期大部分美国华侨热衷于赌博,主要是赌博为特定历史场景中的华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方式,被他们视为实现黄金梦的一条捷径。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华侨热衷开设赌馆,也使华侨堂号勾结警察,暴力护赌。赌博对美国华侨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使一些华侨不能履行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还引发了吸毒、盗窃、＂堂斗＂等其他社会问题。在控制赌博的行动中,由于华侨社团和中国驻美领事权力有限,威望不高,而华侨赌商和堂号与美国警察互相勾结,致使禁赌行动难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