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     

“两个凡是”与“三个坚持”辨误

《文史天地》2011年第8期“百姓人生”栏目,刊登了北京市作者梅桑榆的文章《在批判“四人帮”的日子里》。这篇文章,从一个县城宣传干事的视角,真真切切地回顾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百姓人生,值得一读。只是关于“两个凡是”和“三个坚持”的说法,与史实相去甚远。文章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的政治气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的交锋

1976年1O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在解决这两大难题中,胡耀邦以大无畏精神,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管”,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并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斗争,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苦难者。《“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一文对此作了真实记述。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7年—1982年,我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分管《理论动态》的工作,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比较熟悉。下面就我在理研室和《理论动态》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做一些简要的回顾。邓小平打破“两个凡是”禁锢,胡耀邦站在思想解放最前列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点燃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后来他又多次表明反对“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5月,当胡耀邦和《理论动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     

“万岁”口号之我见

读了张素华先生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写“毛主席万岁”》,见《炎黄春秋》第7期,以下简称“张文”）,有几点看法,略述如下：     

杨西光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激起强烈反响。当年刚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顾问的杨西光,是推出这篇文章的主要筹划人之一,可谓功不可没。这是广为人知的。     

海外流传的红宝书《刘主席语录》

在中国大陆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     

毛泽东的历史情怀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在他的文章和谈话中,时常触及历史的话题,闪烁历史的智慧。无论在党内外还是国内外,凡是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或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几乎一致公认：他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１９４９年,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说道：“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毛泽东一生博览史籍,其对历史之熟悉、运用之熟稔,青年时期就得以展现。在１９１７年所写的《体育之研究》这篇５０００多字的文章中,毛泽…     

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邓小平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再次出山。当时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变化,都涉及到对毛泽东的政治评价:一种是“两个凡是”的观点甚嚣尘上;另一种则是呼应国际上“非毛化”思想对毛泽东全面否定。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团结。详情请看《邓小平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一文。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     

“文革”历史照片《虔诚者》背后的故事

人们常说：“人生相逢相识相知皆是缘”。我与王国祥之间也是一种“缘”：30年前,我们相逢在“黑龙江省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在这次会上我为他拍摄了一幅照片,后来命题为《虔诚者》。就是这幅照片使我们结下不解之缘。《虔诚者》中的主人公王国祥,当时,是解放军某部的一位班长,他是60年代亿万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热潮中的普通一兵。多年来,我想方设法在寻找这位老朋友,经历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历程。今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登文章公开寻访,终于找到了王国祥,得知他仍在以自己的行动谱写着新时代的篇…     

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给了我们重新认识、分析、评论《水浒》的锐利武器,也给了我们重新认识、分析和评论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各种艺术作品的锐利武器。     

“文化大革命”前期人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

葛剑雄先生在其所作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一中(见《学术批评网》),谈到“革”高潮中一位日本小商人与中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事。这位日本小商人人中国境先高呼“毛主席万岁”,谈生意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其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比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也毫不逊色。     

论先秦无爱国观——答吴代芳同志

拙作《“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发表后,吴代芳同志在《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屈原的爱国思想及其他》一文,肯定屈原具有爱国政治道德观念,要求与我商榷。我认为学术界所以一致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首先,这是大家以现代爱国政治道德观念的标准去衡量屈原的社会行为的结果。其次,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认为,凡是为“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文明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人,都是爱     

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纪委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认定康生的反革命罪行之一,就是在他的幕后策划下、在他及其妻子曹轶欧指使下,炮制了“第一张大字报”。各种有关的书籍刊物也都是这样认定的。可是1999年7月,印红标先生在《百年潮》上发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却说:“这张大字报是由哲学系少数教师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另一位先生在另一刊物上发表类似文章说“七人大字报是他们自发的举动”。总之,他们是以“自发论”来否定中央的定论。凡是要否定一种说法,必先了解该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有根据地提出新的论…     

《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使广大读者了解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本刊特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过程》,该文是1985年1月在当年《光明日报》总编辑、已故全国政协常委杨西光主持下,由几位同志根据本人的笔记、《光明日报》留存的原始校样以及当时可能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的,过去作为档案资料封存,现征得整理者的同意第一次公开披露。为保持该文原貌,本刊未作一字修改。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未刊登原文所提到的13个附件,而是影印了这些附件的标题,供读者参考。     

围绕『两个凡是』的交锋和『纲』的转移——访华楠同志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实际宣告了十年动乱的结束。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热潮归于平静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依然未散。1977年2月,在那个本该是春风送暖、万物复苏的季节,“两个凡是”却给怀抱热望的人们带来一股寒流。中国如何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许多人都在思索着、期盼着。这年4月,邓小平发出对“两个凡是”的讨伐。1978年5月,一个久违的哲学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提出,由此引发了一场当代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交锋。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这场交锋取得根本性胜利的标志。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波动的这场交锋,至今仍让党史工作者关注备至,也令亲历者萦绕于怀。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解放军报》社原社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同志,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的谈话是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     

大江歌罢掉头东——将军作曲家傅庚辰为周恩来诗词谱曲记

1977年冬的一天,曾为电影《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电影作曲的解放军少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在胡乔木同志家里谈起了想为周总理写一首歌的事：“毛主席的诗词甚至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而总理却没有一首……”胡乔木的儿媳说,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在筹备周恩来生平展,里面有诗词。傅庚辰当即请她帮助,让自己先期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