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对“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着手接收原敌伪统治区的资产,除了敌伪移交清册中的物资外,以“敌伪人员让渡、转移、藏匿他处的各种物资”为主的“密报物资”也是接收不可忽视的部分。湖北省“密报物资”的接收与处置由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以及湖北省政府先后负责,包括接收保管、调查审核、估价标售以及发放密报奖金等事项。湖北省意图利用“密报物资”变价款拨充教育经费,推动战后重建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密报物资”变价款实际所得不仅低于预算,而且在使用中又因政府挪借他用、工作人员贪污、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了部分流失,对复兴战后湖北省教育事业的作用极其有限。     

宋子文主持下的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

“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亲自主持下的敌伪产业接收机构,它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力图整饬接收秩序的背景下成立的。     

战后初期日本金融改革与主银行体制的延续

战后初期的日本金融改革,是在盟军统帅部要求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和战后初期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双重背景下进行的。金融改革在摧毁战时金融的基础上,进一步试图将日本金融“美国化”,但因美国体制在日本“水土不服”,“美国化”最终归于“日本化”。本文在论述日本金融改革的基础上,考察战时日本金融的状况,得出战时形成的主银行体制在改革期间并未被中止,而是依然延续的结论。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辛亥革命后沪宁两地的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后不久,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在股东联合会的支持下迅速改组成为上海中国银行,并在南京筹设分行,成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沪宁两地的中国银行在纸币的发行与兑现上既互为联系,又各自为政,宁行更在临时政府北迁后被裁撤.沪宁中行的变迁和继承中央银行权利的争夺与民国初年的政局息息相关,也是各方势力争斗的结局.     

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

金融为百业之首,它似一条长江大河,其流域就是整个经济。而银行乃金融之主体。由于银行的重要性,中国近代银行史倍受研究的关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涉足此间。检索1949年以来的《全国报刊索引》,我们发现,在建国后的30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有10篇左右,但大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章。①张郁兰所《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惟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该书将1896-1937年中国银行业40多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兴起时期(1896-1911年)、发展时期(1912-1927年)、继续发展和集中时期(1928-1937年),并概述了每个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     

李鸿章像券初探

正"李鸿章像兑换券",系大清银行在美国钞票公司订印,因"票上镌有李鸿章像"(1)而名之,亦称"李鸿章像券(票)"、略名"李像券(票)"。辛亥国变,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李像券未发行者为中国银行接收、改印、发行,其券(图)读者并不陌生。唯所见相关记述稍欠详实,该券底细还有不为外界所知者。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草拟本稿,对大清银行订(续)印及中国银行接收、改印、发行李像券等相关情形进行初步梳理,探究其全貌。     

中行之始 吴鼎昌

作为第一任"掌柜",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首任掌门人

2003年3月21,57岁的资深银行家刘明康被国务院任命为银监会主席。他此前的职务是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在长达24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他先后在央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过,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在金融圈内,他以坦率、不尚空谈而著称。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工业述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敌伪工业的接收和处理,是国统区工业方面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关系到整个国统区工业和经济命运的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国民政府对敌伪工业接收的主要部门是经济部。除铁路机车厂、汽车厂由交通部接收,农林产品加工厂由农林部接收,兵工厂、被服厂由国防部接收,面粉厂、碾米厂、榨油厂由粮食部接收外,一切非专业的工厂、矿山和企业,均由经济部负责接收。据1946年6月经济部的统计,该部在7个区共接收工矿企业2407个,其中工厂1837个、矿场77个、电气事业45个、公司行号435个、行政学校机关13个。据估计,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接收的敌伪工矿企业总价值高达20亿美元。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

银行学会于1932年12月9日由上海银行业人士发起成立,1950年3月3日改组归并至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作为旧中国唯一的全国性银行学术团体,银行学会在存续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对推进银行学术和实务研究、培养银行业专门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首“劫收”风潮

抗战刚宣布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就迅速掀 起了一股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滚滚金钱,流进了各 色接收大员的私人腰包,接收变成了“劫收”。蒋介石 的国民党政权,由此一发腐败得不可收拾,以致三年 后蒋介石面对在大陆的失败时不得不哀叹:“我们的 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试论接收中国民党对民族工业的摧残

试论接收中国民党对民族工业的摧残高荣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对敌伪产业进行了全面接收。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从本身统治利益出发,对民族工业进行严重摧残,导致民族工业急剧衰落。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民族资产阶级兴奋异常,寄希望于以此为契机,接收沦入敌伪之手的产...     

目首“劫收”风潮

抗战刚宣布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就迅速掀起了一股接收敌伪财产的狂潮,滚滚金钱,流进了各色接收大员的私人腰包,接收变成了“劫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由此一发腐败得不可收拾,以致三年后蒋介石面对在大陆的失败时不得不哀叹：“我们的失败,就失败于接收!”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天津地名券的发行与流通

一、引言1 91 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同年2月 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业 ,8月 1日中国银行总行开业 ,1 0月 1 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总行和各地分行均使用原大清银行旧址。中国银行成立伊始 ,为应急需 ,将大清银行印制 (美国钞票公司承制 )好的尚未签字发行的李鸿章像兑换券 1元、 5元、 1 0元三种加印中国银行行名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河南、东三省、直隶、山东等地名 ,加上图章和签字 ,采用十足准备金 ,加以发行。由此拉开了中国银行发行纸币的序幕。从 1 91 2年 1 0月至 1 939年 8月…     

江西省银行金圆券贰佰元本票

1945年9月,在江西裕民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江西省银行．资本总额为法币1亿元．设分行和办事处．其中分行16个,办事处83个．共计99个分支机构,遍及上海、南京、重庆、汉口、长沙、广州和全省各地。从《江西省金融志》查知．当时的“饶州办事处”为江西省银行的一等办事处。笔藏有江西省银行饶州办事处发行的一张金圆券本票。     

沈阳制作“张学良将军铸币存珍”

4月 9日,坐落于浦东大道 9号金融大厦的上海市首家“银行博物馆”开馆。博物馆以上海近代银行发展史为主线,展现了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与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国有银行的成长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上海近代银行业的变迁”、“新中国上海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改革奋进中的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等三部分,有展品 730余件。该馆还附设中国钱币陈列厅,有展品千件。 　　此家银行博物馆由上海市工商银行主办,市档案馆协办。 上海开办首家银行博物馆@旭东     

抗日战争时期 上海的“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金融座谈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姓手中一有钱,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去购物。上海的金融系统更是危机四伏。而在上海的私营银行,犹如失舵之舟,惊涛之间,令人心悸。为此,上海绸业银行、大康银行、上海实业银行三家,本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古训,于1942年9月成立了“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收集以往银行的资料。调查现实经济动态,根据市场的行情．研究对策,     

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

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30年代初,政府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政府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政府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