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魏时期的史官制度

曹魏时期的史学是中国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史官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篇论文将通过追溯曹魏时期中书省和著作郎的渊源以及修史官员的基本状况,从而说明这一时期史官与天官分离和以他官兼领的史官的两大特点。     

广津和郎与松川审判

由松川事件引发的松川审判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私小说代表作家的广津和郎,为争取此次审判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阐述了松川事件始末,广津和郎始终为松川审判中的嫌疑人进行无罪演讲和文学援助,直至最后全体涉案人员终审判决无罪结果公布的全过程。这对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历史、政治及文学多个社会侧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唐著作郎官与碑志文考论

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原本属于著作局的修史职能,转移至新创设的史馆.此后著作郎官的职责主要是修撰碑志、兼职修史和编纂图籍.郎官职务变动与碑志文体发展的关系较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郎官1选任重史才,使碑志文的史传性质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其二,作为官方力量介入碑志撰作,一方面使其发展趋于保守从而高度程式化,另一方面与私人力量相互作用,使其总体形态呈现骈散交替特征.     

再卑劣也是自己人

后晋的陶谷诗文写得漂亮,成名也早,据说十余岁就有了文名。他拿着自己的诗文拜见宰相李崧,李崧非常欣赏陶谷的文章和才气,＂到处逢人说陶谷＂,还联合同为宰相的和凝,一起推荐陶谷为著作郎、集贤校理。没过几年,李崧又推荐陶谷担任知制诰,成了皇帝的＂笔杆子＂。陶谷进入体制内,凭的是才华,是真本事。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     

《宋史·吴育传》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28页)载:"异时宗子所过,纵鹰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辄相戒约,毋敢纵者。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贤院、通判苏州。"按:此处"擢著作郎"、"通判苏州"二说均误,应为"擢著作佐郎"、"通判湖州"。此事《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422页)有载:"己酉,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以育为著作佐郎、直集贤院、通判     

唐代斋郎探析

唐代斋郎非官非吏,而是唐人众多门荫入仕的途径之一,是可能进入仕途的一种出身。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墓志材料,对唐代斋郎的渊源、设置、职责、服饰、出现的仪式场合、选拔及其在不同统治者时期的社会地位作了分析。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从《田七郎》看乱世平民的艰难

以往的研究者对<田七郎>的解读往往从审美价值、伦理价值、道德说教等角度深入文本,本文换一维度,从田七郎及其家庭的生活、生计、生存三方面进行思考,由此看出七郎悲剧是经济贫困的悲剧,由此对田七郎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新的认识,从而更加热爱当下社会.     

简论唐代地理著作兴盛的原因

唐代地理学不仅图经和域外地理著作大量涌现,而且地理总志、地方志及专论某一方面著作也取得显著成就。究其原因,有国家的统一和国情的体现;中外交通的发达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前代地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人文素质提高和统治者的提倡等诸多因素。     

清代广西妇女著作初探

根据数10种地方志、艺文集、书目等文献统计,清代广西妇女著作有30余种,对清代广西妇女著作涌现的原因、妇女著作者的著述环境、妇女著作的刊刻存世情况以及主题与内容等进行了探讨。     

试析当代汉译西方热门史学著作的特点

近年来,相当一批西方史学者的热门史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著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都是问题史学的成果,都是跨学科的著作,同时都吸收或使用最新的史学观点或史学研究方法。分析这一类著作的特点,了解它们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及其不足之处,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的精华,有助于我们的历史著作赢得更多的读者。     

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

翰林学士院(后名翰林院)是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个重要中央文化机构。它最初的职掌是起草制诏,后来主管范围日渐扩大,将很多国家文化事业都包括了进去,修史工作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时,经常要涉及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兼管修史究竟始于何时?清人的一些著作认为始于明代。如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词林典故》(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官制》云:“唐设起居郎、舍人,史馆领在门下。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虽官异翰林而事实相近。至明代官从并     

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翻译与接受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最著名的代表作家,其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中日文学交流史的相关知识,以前期创造社为典型案例,梳理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的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我国现代文坛的影响及接受情况。     

再谈史学著作的可读性

史学著作必须具有可读性,这毫无疑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问题是怎样获得可读性,于是乎有人主张适当地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我想这一关乎指导史志编纂的理论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有再探讨的价值和必要。     

古代书学著作著录述论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目录学著作对书学著作的著录随着书学文献的不断丰富而发展。论文分析了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历代目录学著作对书学著作的著录情况,勾勒出我国古代书学的发展概况,并力图揭示其历史原因。     

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关派文学大师。当前国内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长篇小说方面,对其短篇小说尤其是其艺术特色研究甚少。本文欲从细腻的心理描写、精巧的奇妙构思、新颖的题材选取和独特的艺术视角等方面,解读其短篇小说集所呈现的艺术特色。     

谷永生平著作编年勘误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政论文作家.目前对谷永生平著作的考察比较分散,且存在不少错误.勘正这些错误,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他的人生经历和著作,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他的政治和文学思想.     

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文化遗存初步研究

成都金沙遗址附近郎家村,出土了一些宝墩文化时期的陶器,与商周时期的陶器。文中对这两类陶器作了细致的分析。其时代晚于殷墟二期,关于殷墟三期,正是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过渡时期。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较之魏晋六朝的其它时期,两晋杂传的创作十分兴盛。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特别是两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著述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由此导致了两晋杂传的大量涌现。     

释“上车不落则著作”

南朝梁史官制度沿袭宋、齐 ,史官选任多为出身中下层官吏家庭的才学之士 ,后期选官多滥 ,故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之讥 ,即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塞入著作 ,并非象《隋书·经籍志》所云 ,贵游子弟竞趋史官 ,以图虚饰。史官选任唯视门第 ,不问才学。其实 ,甲族子弟起家之选 ,多愿就秘书官 ,不愿拜著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