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1957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分析

论文梳理了1950—1957年间我国华侨投资政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阐述了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明显的阶段性、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与争取侨汇的目标相一致以及尽可能顾及华侨的利益和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华侨投资政策进行了评价,并对影响华侨投资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予以探讨,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对当今华侨投资政策的启示。     

华侨华人史与中共党史结合研究的有益尝试——《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评介

当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刚刚落下帷幕、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日益临近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共党史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任贵祥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一书。该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的最终成果,并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专家评选,入围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     

历史的细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 吸引华侨投资探微 ——以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成立和发展的过程,阐述了国家优待华侨投资的发展政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成为华侨投资的重地,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侨资企业。国家对华侨投资实行不同于国内资本家的优待政策,对华侨资金保本保息,从1955年成立到"文革"期间被撤销,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了7000多万侨资,投资企业80多项,运行平稳,为广东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保障了华侨的利益,但留下了未能同时"引智"的遗憾。改革开放后,政治稳定,思想解放,在引进侨资的同时也重视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引资"与"引智"并重,而且拓宽利用侨资的领域,利用市场调节和政策倾斜而非行政命令引导投资方向。     

海外华侨与八路军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旅居海外的1100万华侨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以一腔热血投身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特别是对鏖战在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将士,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支援。他们与祖国人民一道,共同谱写了一曲海内外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抗日御侮的壮丽篇章。     

华侨房屋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问题与对策

论文以厦门市内侨房处理中的法律问题及现实问题为例,结合现行《物权法》的相关原则及规定,对被改造、征收的华侨房屋之“一房两制”问题、“两权分离”问题、华侨信托代管房之清退问题以及城市侨房的拆迁补偿问题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主要观点有：华侨房屋的所有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的房屋具有完全的权利,必须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因历史原因被“错改”的华侨房屋应当退还给业主,但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华侨的非住宅房屋,国家已进行了赎买或者改造的房屋,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不存在退还产权问题;政府机构对确定为华侨的房屋应主动退还给所有人;对已经拆迁的房屋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补偿;《物权法》规定了财产平等保护的规则,因此华侨房屋权益优先保护的观念和处理方式不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     

两难的选择：建国初期的华侨婚姻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保护华侨侨眷利益的侨务政策与《婚姻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原则发生冲突。为了兼顾华侨与侨眷利益,相关部门谨慎探索可行途径,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但由于外交途径有限,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以及国内政治倾向的限制,也出现了顾此失彼等问题。     

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60年述评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中国建立后,华侨科学家纷纷回国献身科技事业,贡献卓著;海外华商回国设厂和捐资办学一度非常踊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正确侨务政策引导下,华侨华人掀起支持祖籍国改革开放的热湖。他们大规模来华投资,继续支持科技事业,大力兴办公益事业,积极推动中国统一大业。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关系史,是国史和侨史不可忽视的内容,其对于制定侨务政策、利用和保护侨务资源、推动祖国完全统一乃至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侨务领域拨乱反正述略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中的重要一环。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入手,对"海外关系"重新作出肯定评价,并恢复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侨务机构以及建国初正确的侨务方针政策,继而侨务领域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保障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以及落实侨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开创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发端:何海鸣与《侨务旬刊》述略

论文对何海鸣本人生平,《侨务旬刊》出版状况、稿件来源、文献内容、学术价值、传播影响以及文献存佚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何海鸣是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先行者,他于1921年4月创办《侨务旬刊》,至1926年2月停刊,持续五年之久,共出版141期。在20世纪早期出现的几种华侨研究杂志中,《侨务旬刊》办刊时间最久,刊物期数最多,刊布学术论著最为繁富,是这个阶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刊物,成为现代华侨研究史的一个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侨务政策的演变及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

介绍了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和关于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的几个统计数据;简述了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及建国以来主要涉侨法律法规,重点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出入境情况及国家出入境政策的改革完善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分析;并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捐赠,和平统一活动,华侨、归侨、侨眷的参政议政等方面阐述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认为"合作双赢"是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主旋律。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

依据侨资企业数据库及其计量分析，对侨资企业的侨缘禀赋、资源禀赋和市场禀赋三个发展阶段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了在目前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下侨资企业的转型、投资趋向、桥梁作用以及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认为目前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深刻的变化，外资优惠政策取消，劳动力与环境治理等经营成本提高，经济开放加深，内需增强。侨资企业面临地理转移与产业转型，侨资从制造业主导到服务业兴起，从出口导向转到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其竞争力从利用中国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全球产业链中形成集群优势，海外华商在中国面临剧变中的新机遇。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海外华商近年投资中国的强势成长与深刻变化

论文分析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侨商与外商在华投资格局的大变动情况、侨资强势成长的原因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下的侨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走向新格局的现状和特点。认为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近八年来强势增长,亚洲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年稳定上升;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的比重则在下降。海外华商平均投资额也大幅度增加,超过欧美日韩企业的水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特别是全球FDI趋势的影响,也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还与海外华商的投资与经营特点相关。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本土化的趋势使侨资企业全面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侨资企业优胜劣汰,呈现新的格局与国际竞争力。     

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

针对目前学术界在民国侨务政策、侨务工作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侨委会,对于海外部仅粗略涉及的现状,依据相关档案及其它文献资料,对国民党海外部的沿革、职能、其侨务工作实绩及与侨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分析和阐述。认为国民政府的侨务委员会与国民党海外党部从党政两个权力系统推展侨务工作,二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抗战前,以侨委会为主;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及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后,以海外党部为代表的党务系统在侨务工作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