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学术品位较高的佳作——《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评介

张连红博士所著《整合与互动：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一书,已于1999年11月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考察和全面论述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著作。全书除前言、结语外,共分七章,其中第一、二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并从制度层面探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制约;     

社会安全事件管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众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密集发生,从实践上说明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身理念及资源、具体制度等环境上的差别,不同地方政府面对同一社会安全事件会有不同的行为取向,同一地方政府在面对不同的社会安全事件甚至同一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时行为取向也各不相同。地方是社会安全事件管理的前沿,所以对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因素进行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政治解读

“地方主义”一词,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其后至今被较多地使用;中外关于地方主义的阐释也颇为复杂;依据这些阐释和对“地方主义”一词的解构,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地方主义的内涵应是地方心理观念、地方政治意识、地方政治行为及其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一个结构。关于现代中国地方主义的界定,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应是基本标准;中央政策是一个重要标准;国家的政治传统是一个参照的方面。界定的立足点应在于：它必须出自地方,是地方的意识和行为;它的基本方面是地方对中央;它的本质是地方同中央争权夺利。     

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的比较研究

产业集群是当今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主要政策方向之一。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中行为动机和特征,其次案例分析内生型的花都区狮岭镇皮革皮具产业集群和外生型的东莞市石龙镇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然后对比发现两种类型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方式与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和发展特征相协调,最后总结出不同类型产业集群在不同阶段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重点领域,以期为地方政府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剖析

近代以来,云南边疆地区事件频仍,危机深重。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及云南地方政府均注意在边疆地区调整建制,组建新的管理机构,试图强化管理,稳定边疆。民国时期设置的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是具有代表性的边疆高级管理机关,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因此,考察该机关在边疆地区处理边务的能力,是总结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政策的一个较好视角。     

民国贵州财政述略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民国时期的贵州财政收入情况看,贵州都属于低收入地区。这在客观上,严重制约了贵州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贵州财政的收入低下,与贵州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因此,回顾民国时期贵州财政的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站在一定的高度,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地方财政问题进行深度思考。     

论民国时期山西的“地方自治”

民国时期,山西在实行“地方自治”上曾有相当进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此还获得了名闻全国的“自治”美名。那么,山西实行“地方自治”的大体经过和主要内容是些什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山西“地方自治”的实行,山西的“地方自治”是什么性质的,它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研究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山西乃至全国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认识“地方自治”这一西方资本主义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发展的艰难曲折和变异的深层原因,都有着一定的意义。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

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阶层面对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地域政治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出现了严重分化。本文考察了战争期间安徽士绅的诸种面相,分析了影响士绅行为抉择的因素及其对地域政局走向、地方社会的影响。     

贵州省赈务会的成立及其演变概况探析

民国时期,灾荒与战争在贵州大地交相发生,由此给生活在黔中大地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灾祸。在这一背景之下,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贵州成立了省赈务会。赈务会的中心任务就是救济因灾或战争而产生的难民,它属于贵州救济难民的一个官方机构。正因其特殊的官方背景,因此,自其成立之后,既要接受国民政府相关救济机构的指导,同样亦应纳入贵州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此,随着岁月的变迁与国民政府政治的调整与变化,贵州省赈务会成立之后,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直至终结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贵州省赈务会演变的历史分析,让我们从赈务的层面认识与了解到民国时期贵州官方赈务组织机构变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沿革和确立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在沿革上与中央政府制度不同,是在继承历代地方官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确立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4年是建立和过渡时期;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此后,其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史研究--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2002年8月21－2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从提交此次会议的论文可以看出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民国政治史在致力于突破,民国外交史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凸现新意,民国社会史的研究日益深化,民国经济史的研究更加细化,民国思想文化与教育史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宽,民国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视。     

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

民国初年,受到辛亥革命冲击的广东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些机构包括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而主要是团局。控制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人物有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有军事经历、直接掌握武力者通常在这些机构中担任主角。由于广东政局动荡,省、县政府对乡村往往不能充分行使权力,乡村基层权力机构获得很大的独立性,有时甚至同政府、军队发生冲突。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实行新县政,但民国初年形成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格局,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     

再论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党。袁世凯预判中国政治态势,周旋于革命派、清政府、立宪派等各派力量之间,一方面以北洋军的强势压迫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以革命党人的杀气威胁清政府,最后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促成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封建官僚,缺乏民主共和思想,他不但没有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反而妄图坚持独裁专制,复辟帝制,又成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势力。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性格心理及其所作所为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广州城市环卫制度的构建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经历了从清末新政以前的缺失,到新政以后至1920年代逐渐形成的过程。与此同时,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整治,在形成中的环卫制度指导下,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广州市的环境整治由民间的无序行为,走向以政府或政府指导下有序的法治化轨道。清末民初广州市的城市环卫制度与环境整治方式的改变,对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初年的广州城市环境卫生的管理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民国时期乡村自治推行之前因后果--从《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谈起

民国时期推行乡村自治,与其说是受民主潮流的冲击,不如说是统治者探索以何种方式统治乡村的结果。这样,乡村自治不但自始至终受到统治者的严密控制,而且实际上变成了推行保甲勒度,变成了“绅治”。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统治者的阶级本质,决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村民自决的乡村自治;不可能推行。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始末

日本侵华期间,在华中地区扶持建立了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旨在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