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历史会重演论"新说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李大钊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历史观

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他探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西方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20年,他即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但这个“史学思想史”并非一般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他主要是探讨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人类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他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为了寻求唯物史观产生的足迹。在西方历史哲的发展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大钊在这个课程中,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这就是保存至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中《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一文。尽管这是中国先进思想家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思想的最初探索,但他的评述闪耀着科学,智慧的光辉,对我们今天认识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很有价值。     

历史解释建构中的理解问题

历史研究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构历史解释,而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环节是理解。历史学家面对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世界,要对前人抱有“了解之同情”,以博大的襟怀和丰富的知识来了解前人及其生活,尽力突破时空和化的阻隔,以期对过去做出公正而贴切的解释。诚然,真正理解前人及其生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对历史学家来说,理解首先是一种态度和愿望,基于这种态度和愿望,研究就会极尽可能地收集材料、调动各种知识和理论资源,以准确地了解前人,避免武断和简单化的评判。当然,“同情”不是同意,“了解”也不是认可。研究要以中性的立场来建构解释,而不能将自己等同于过去事件的参与或辩护人。     

关于历史的沉思——品评《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人类开始探求过去起就已经存在了。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探寻、不断追问。其思想独树一帜,发人深省。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何兆武（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从一个历史工作者的专业角度来说，历史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三者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这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或所理解的“历史”。历史本来是指过去所发生过的（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事件，但这些事情要能传达...     

“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

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 ,是否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 ,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 ?这一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是 :把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 ,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 ,思想与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 ,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历史脉络 ;研究思路从关注“创造性思想”的唐宋 ,到关注“妥协性思想”的宋明 ,会刺激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范围的更大拓展。这种视域或时段的改变 ,能引起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根本性改变。     

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境界——追求圆融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乃是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前瞻,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交叉,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责无旁贷,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本刊特组织“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见仁见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或具体入微,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当然,一期笔谈难竞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

“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周伟洲公元３～９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本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历史学家都试图提出一种认识或理解这一时期的钥匙,也就是一种研究的体系或方法...     

境界--追求圆融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 ?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 ,乃是对 2 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 ;前瞻 ,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 ;交叉 ,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 ,责无旁贷 ,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 ,本刊特组织“2 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 ,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 ,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 ,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 ,见仁见智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 ,或具体入微 ,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 ,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 !当然 ,一期笔谈难竟其功。我们也深知 ,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 ,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 ,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 !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 ,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个体视角与社会语境

柯林武德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其思想体现出唯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特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应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范式转型,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体现了其历史解释视角从思辨历史哲学强调的整体转变为认识论历史哲学突出的个体。柯林武德阐释的历史解释的社会语境与个体视角,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由此及彼的关系。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注意到个人,也没有忽略个人所处的社会语境。在西方历史哲学发生后现代转型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者割裂历史解释中个体与整体因素的关联,这突显柯林武德强调历史理解中社会语境的积极意义。     

本期导读

正本期刊发专题论文、学科前沿和读史札记16篇,集中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方面。新朝建立和王莽改制是中国历史上极具特点的篇章,其承前启后之历史意义,其政治变动之思想价值,为学界持久关注。《新莽九命系统钩沉》考辨了新莽九命系统,并以此为线索讨论王莽时代的爵官制度和改制背景。     

“个体性”的思想谱系——以约翰·密尔《论自由》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思想家如何组织文本,是思想史研究中的的重要内容。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撰写《论自由》时,便借用和转换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来组织自己的文本。凭借这些思想资源,《论自由》文本才得以写就,并充满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种借鉴中,密尔和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内在关联和思想谱系。通过系统考察密尔所提及的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内容,梳理这些思想谱系,将有助于把握《论自由》这一文本的组织方式,明晓文本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理解其思想的意义指向。     

英国学者关于19世纪世俗化问题的探索与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决定论在指导历史分析研究上的失宠,西方史学界在近现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重新掀起了一股宗教研究热潮,以修正之前的研究,宗教重新被视为一股重要的思想力量。伴随着政治史(包括政治思想史)的复兴,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学者所强调的传统因素。宗教、政治和社会的互动关系重新得到关注,并日益成为解读18、19世纪英国历史的重要视角。     

奥克肖特论政治思想史研究

迈克尔·奥克肖特是20世纪英美学界治政治思想史名家。相比于此领域几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其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作的反思和讨论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因而不容忽视。第一,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思想之内涵不是单义的,不可以定义的方式把握之,而需要在学术传统中探寻政治思想的范围。第二,因为政治思想具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历史的观点和哲学的观点可以并行不悖。第三,奥克肖特反对一种找寻作者式的研究路径,但其观点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亦有所分别。第四,奥克肖特批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实践考量的渗入,而提倡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纯粹研究的态度。当然,奥克肖特式的融贯论没有完全解决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历史与实践两分的哲学构想,也缺少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所在。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两汉社会观念研究——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考察

现有的两汉思想史,多是以思想家为轴线的思想史,约等于是思想家的谱系。思想史写法如果转变为以思想为轴线的思想史,或谓观念思想史、概念思想史、问题思想史,则将是真正的思想的历史而不再是思想家的历史。借用数据库方法,通过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研究两汉时期的观念史是可行的,这种研究将会提供一些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思考。"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说法不完全符合汉代社会实际,孝不是汉代社会伦理体系中最核心的词语;汉代是一个重义守信的时代,信义观念的重要性大于孝观念;财富观念、社会公正观念、法观念,都是汉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观念。数据统计方法介入汉代观念史研究,将会使思想史研究的触觉,真正地延伸到整体性的社会层面。     

英国学派与国际会议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虽然几经浮沉,学术界却公认英国学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英国学派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英国学派开创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超越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提供了有益的镜鉴。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对大国及其作用的考察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需要学术界更多地从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释与深入思考。英国学派为研究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的同时,也为我们从非西方视角考察作为国际制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与英国学派的“对话”中,面对“借鉴”与“批判”、“倾听”与“表达”、“他者”与“自我”所编织的种种纠结,中国学术界的探索依旧路途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