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道德还是利益：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自1900年英国工党成立以来,它一方面强调外交问题上的道德内容,但其轻视国家利益的观点常常被看成是一种鸟托邦,内部在此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工党在执政时期所奉行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又与保守党基本一致,而将所谓道德内客放置一边。工党外交思想上存在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布莱尔上台后,在工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道德标准”纳入英国政府的外交思想之中,并打着“道德标准”的旗号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重新构建了道德标准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探讨

<正>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战略理论,缓和了毛泽东在联美抗苏战略和他依旧部分坚持的革命外交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对联美抗苏战略的间接和巧妙的辩护,是对革命外交的局部抛弃,是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回归。它的提出和实施是6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外交和80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外交之间的必要过渡,是中国外交史上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论经济因素在英国对苏外交中的作用

英国与苏联是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两个国家,还在苏俄刚诞生时,英国就妄图加以扼杀。1917年12月3日,即苏俄政权建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英国就伙同法国秘密签订了一个瓜分苏俄的协定,而一生都为没能“把布尔什维克掐死在摇蓝”里而痛苦的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供认他对苏俄的政策是,“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这种政治上的敌视是英国在对苏武装干涉中陷得最深、走得最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1918年10月1日英国宣布禁止对苏俄出口,并断绝英、苏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国际资产阶级武装干涉苏俄失败以后,在主要战胜国中,又是英国第一个呼吁“向世界各大国提供一个良机去促进和平和与那个大国(注:指苏俄)的和平友好”;第一个与苏俄签订“贸易协定”;第一个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里根政府的冷战战略及其后果

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制定并实施了一套冷战战略。此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确立美国对苏联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所谓“静默外交”,通过低调谈判,解决两个超级大国间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里根政府双管齐下,通过军备竞赛,企图拖垮苏联;利用外交手段,企图逼苏联就范。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冷战战略留下了后遗症,一是造成美国严重的财政负担,二是为后冷战时期世界动荡不安埋下种子。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中苏分裂与196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

本文旨在讨论日本对1960年代中苏分裂带来的冷战政治转型的反应,揭示日本两派政治家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保守主流派"的政治家认为,中苏关系将会分裂,并预感到中国将加入西方阵营对抗苏联。而"反吉田派"政治家则认为,中苏关系是稳固的,并重视日本同苏联的关系。虽然两派都影响了1960—1972年间的日本对华和对苏外交,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有首相都来自"保守主流派",因此,"亲华反苏"的路线在此时期的日本外交中相对更为重要。虽然从总体上看,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国际政治影响甚微,但是田中角荣的亲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秩序乃至推动中国融入西方都产生了影响。     

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突破和转折——1873年外使向清帝面递国书交涉事件简论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用武力和强权否定了清王朝以跪拜礼为象征的朝贡制度，此后又通过步步进逼的交涉，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让步。1873年6月29日，清朝同治皇帝基本按照近代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接受了各国使臣面递国书。清朝方面对此事的记载略而不详，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天朝”礼制的崩坏；西方各国却对此大加渲染，因为这代表着中国人心理上的“天朝”壁垒被突破。从更深层说，这又是中国走出深闭固拒，进入“万国”之列并互相交往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如果要用几个字简要地概括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战略的话,“苦撑待变”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在国内战场上坚持抗战,顶住日军的进攻;二是在外交战线上等待和促成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形成反对日本侵略的国际阵线。因此,“苦撑待变”既是军事战略又是外交战略的指针。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外交战线上实施这一战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