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商染店的一个实例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收《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反映了徽商合伙开设的染店的经营状况。经考证 ,该染店设在江南 ,是一个为棉布布庄批量加工而非门面零星加工服务的店铺。由染店将染色的布匹分为青布、蓝布等可知 ,以往论者标点史料论述棉布时连称“青蓝布”均有所不妥。以往论者主张“余利”已在清代前期出现 ,由帐簿所载可知 ,“余利”至迟在万历中期已经出现。该染店除了合伙人出资外 ,也吸纳社会资金 ,而且社会资金还略多于合伙人资本 ,但合伙人所得利润远较社会集资的比例为高。染店经营年利接近 2 0 % ,大大高于当时一般商业利润的“什一之利” ,但历年支用大于投入 ,生产规模到后来反而不断缩小 ,成为商业资本未能获得发展的典型     

企业文化变迁与民国时期报关行

民国中前期报关行的人员组织结构比较简单,各报关行之间人员规模差异较大。民国中后期以后,公司层级化的组织结构开始在报关行中出现,各报关行间人员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在资本组织方式上,民国时期报关行在原有独资、合伙经营的基础上,出现了公开募股的股份制资本组织方式。在经营活动上,也对传统有所突破,许多报关行兼营多种业务,呈现出业务多样化的特点。报关行的这些方面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讲是企业文化改变的结果。     

明初商屯的经营性质

在明代的社会经济中,出现过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商屯。明初的商屯是由盐商所经营的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它是与明代的食盐开中制,即中盐制相伴随而出现的。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国家换取盐的专卖权。自明初至弘治一百四、五十年间,明政府曾长期实行“...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合伙制

中国古代合伙制至宋代已经形成而且发育比较成熟。宋元二代合伙制主要有三种类型 :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 ;介于二者之间的类型 ,即经营者不仅以劳动参加利润分配 ,同时也出一部分资本。第一种类型 ,利润按资本数量多少分配 ;第二、三种类型 ,资本与劳动之间常形成某些比较固定的利润分配比率。这一时期资本的所有与经营已有分离 ,合伙制有了有限责任制的某种萌芽 ,合伙也形成了区别于合伙者个人的团体性 ,而股份化的趋势尚不明显 ,宋元政府对有关合伙的制度无法律及政策上的明确规定。     

论隐名合伙

隐名合伙实质上是一种隐名投资,与有限合伙,挂名投资等形似而神异。隐名合伙的性质决定了它的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隐名合伙的双方当事人都具有严格的身份限制。隐名合伙的投资性和隐名性使隐名合伙具有短期内快速筹集资金和减轻风险投资的优点,但是在实际的商事活动中,隐名合伙的隐名性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性。我国应该加强立法,通过合同自由的司法解释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使隐名合伙在我国的法律中占有一席之地。     

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利润考察

<正>民国前期,湖南造币厂滥铸铜元,获利甚巨,当时走马灯一样变换的湖南军政府当局,均把造币厂当作重要财源之一,湘督兼省长赵恒惕说:"造币厂为公有营业机关,所有军政各费,纯赖该厂余利,藉以挹注"1。该厂滥铸铜元的高额利润,也引起社会的注目,当时的货币史等著作中曾多有道及。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说:"湖南造币厂铜元余利一项,几     

山西票号兴衰的启示

山西票号兴盛的启示:在传统法律文化上,票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管理制度,对今天的金融业很有启发。票号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兼具有今日的合伙及公司的特点,而其管理规章又带有金融法规的特色。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存放款、汇兑、贴现业务为后来银行提供了经验。     

从太湖和顺钱号印戳简谈近代钱票

钱号与钱庄、银号的性质基本相似,系旧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民间金融信用机构。早期钱号（包括钱庄、银号）大部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刘国钧传略

刘国钧,1887年4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靖江县生祠堂镇一个塾师家庭。因家境贫寒仅读了一年私塾。1900年到靖江县城一家糟坊当学徒,次年春,便去常州奔牛镇自谋生路,先后在奔牛镇刘吉升京货店和元泰京货店当学徒。其间,他利用去附近各地批货,出入各家货栈的机会,悉心了解市场行情,广交商界朋友。同时,积极筹集资本,广拉生意,获取佣金,组织了拥有600元资本的互助会。1909年刘与人集资1200元,合伙开办了以经营棉布、绸布为主的和丰京货店,两年后合伙者因负债把股份让给了刘国钧。他发现,经营色布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的供给制

1958年夏秋间一哄而上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对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地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制度。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不但超越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的承受能力,而且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本文拟对这一分配制度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袁世凯筹集北洋六镇军费途径再分析

袁世凯筹集北洋六镇军费,实际反映了他与清廷、外省督抚、绅商之间的利益协调。从这一角度对一些筹款具体途径如协款、摊派、铁路余利、企业利润、铜元余利、赈捐等进行考察,可以做出新的分析。再者,对北洋六镇军费来源的考察,还应从广义角度,考察与之相关的士兵招募、复员,军队调动、采买军火、秋操训练、学堂举办等。     

徐州钱庄业的兴衰始末

正一、钱庄业的兴起与发展钱庄是旧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私人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各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广州等地则称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在汉口、重庆、徐州等地,钱庄、钱号与银号的名称并存,早期的钱庄多为独资也有合伙经营,小的钱庄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称钱店。规模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放     

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

目前国企经营者激励力度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经营者的贡献和付出与回报极不对称,建立和推行经营者年 薪制、股权激励等市场取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是加大经营者激励力度的根本出路。     

流散文物的经营走向市场之后——苏州文物商店经营变革之思考

改革开放后,曾经独家经营的国有文物商店面临文物经营权的放开,其生存与发展令人担忧,是坐守待毙,还是力求变革。苏州文物商店在新的法规制约下,为走出购销两难的经营困境,对当前文物市场的经营状况作了客观的分析,对内部管理机制、分配制度及多元化的营销方式等进行了变革尝试。     

近代河南租佃制度述略

一近代河南与全国其他省区一样,地主阶级占有大量的土地(据本世纪30年代中约计,相当于全省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这些土地少部分用雇工(长工、月工)方式经营,大部分租给农民耕种。通行的租佃形式名目繁多,可大别之为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两大类,简述如下: (一) 定额租制。有实物定额租制和现金定额租制两种。与此相关联的还有预租、     

重庆大型旅行社经营模式创新研究

<正>正如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所注意的那样,与我国旅行社市场结构变迁过程相伴而生的是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渐入困境,现行旅行社经营体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一、重庆大型旅行社经营模式概念(一)旅行社经营模式概念旅行社经营模式是指在经营过程中,采取的管理方式和进行的业务结构调整,组织结构的设置和旅行社规模的选择等一系列与旅行社经营活动有关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     

中东历史上军事伊克塔制的特点与性质

中古时期在中东地区曾实施过一种与军事相联系的经济制度——军事伊克塔制。这一制度关系到中东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军役制度、社会阶级关系以至政治制度等诸方面问题,因而十分重要。对于这种制度,国外史学界颇有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尚有待深入,并存在不少有争议之处,但已遥遥领先于中国国内的研究水平。中国史学界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仅在一些通史著作或大学教材中简单提及,未见有关的专门研究。军     

职业化差役:清中叶以后的巴县坊厢保正

在清中叶以后的巴县,承充坊厢保正须书立顶约、缴纳顶首银,该职可以出租、出卖,甚至合伙承充。这种不同寻常现象的出现,乃是因坊厢保正为帮办各级衙署差务及垫纳军需差费之主体。因这种付出,其职出现顶首银,且获得收取铺户规费之权的状况。坊厢保正具有广泛的营利空间,这吸引许多人投身其中,使该职成为一种与衙门吏役高度相似的职业。在实践中,坊厢保正表现出任职长期化、朋党化等特征。即使至清后期士绅加入坊厢行政组织并成为其中领袖,亦未对保正的实质性权力和利益空间造成根本冲击。     

乾盛亨票号生理合约——票号经营的实物

<正>票号被誉为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有关票号经营形式、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著作论文更是汗牛充栋。每当参观平遥、太谷、祁县等晋商昔日重镇时,我都会被晋商天才般的制度设计、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所震撼。尤其是晋商“股俸制”是今天“股份制”的雏形,其中“顶身股”模式更是早期商业管理制度中最有效、最为人称道的一环。票号合约等文书可以说是票号各项制度的载体,     

民国时期高平城内的钱庄和当铺

钱庄是我国旧社会的一种信用机构,有的地方称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早期的钱庄大都为独资或合伙经营,规模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放款业务、开发庄票外,少数还发行银钱票.小的钱庄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当铺亦称典当,是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作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典当中规模较小而取利重者,称押当铺.亦称小押典或小押当.在乡镇中领用典当之款以作资本,押得物品再转押于典当者称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