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

作为咸同之际团练靖乱适所以致乱的缩影,山东团练频繁侵夺以往为州县官掌握的征税和司法权,从而引发了团练与官府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出乎官方意料的结果有其复杂的成因:除绅民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反抗官府盘剥的动机外,清廷的团费自筹与督办团练大臣政策、官僚制度对州县官的制约同样促成了团练之乱的发生。团练之乱在严重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的同时,亦引起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显著变动。经过团练之乱,绅士与国家的疏离已相当明显,并为双方未来种种冲突埋下了伏笔。     

绅士无以救时:咸丰六年清廷推行团练"任官督率"的背景与意蕴

咸丰三年后京内外官员对于团练效果的激烈批评使得实际承担办团使命的钦派在籍绅士承受了无以救时的沉重压力.在咸丰六年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团练效果的清廷从相对易于调整和见效的"治法"入手,尝试在10个形势紧要省份推行团练"任官督率"方案,以期收回从地方官员转移至钦派绅士的团练控制权.然而,十省督抚对"任官督率"方案的变通和迁延表明,尽管此前数年对钦派绅士多有不满,责重事繁的"办理团练"事宜务须统合官绅之力仍属共识.咸丰六年的"任官督率"尝试是嘉庆年间首次广泛兴办团练以来清廷从"顶层设计"上探索社会动员策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揭示其背景和意蕴,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咸同时期团练的作用与角色,亦可加深对于晚清时期的官绅关系和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动员的理解.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咸同之际“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的“事权”之争

咸丰十年五六月间,为改变此前数年"团练大臣"因位低权轻而令其办团行动常受地方官掣肘的状况,有效发挥团练的卫乡和助剿作用,清廷向河南等八省委任了九位具有极大权势的"督办团练大臣"。然而,"督办团练大臣"与地方官员之间不但难以实现清廷所要求的"和衷共济",反而"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以致双方均感"事权不一",甚至事事牵制,处处掣肘。双方的"事权"之争突出表现为争夺地方财源以满足团费和兵饷之急需,亦有地方官员对"督办团练大臣"侵夺司法权的指控。而"事权"之争的背后,还隐含官员与绅士、外省与本省之间竞争的色彩。随着"督办团练大臣"的陆续撤回,实施十年之久的"团练大臣"策略宣告终结。相应地,团练办理模式亦完成了从"任绅"向"任官"的回归。这一结局意味着咸丰初年以来利用"在籍绅士"加速社会动员和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也标志着"双轨制"社会控制体制在晚清的昙花一现。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晚清"团练大臣"研究的省思

咸丰朝以降,作为清廷谋求增进团练功效的产物,"团练大臣"始终与王朝危机相随而行,承载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动员(办团)和社会控制(防剿)的使命。作为深化团练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团练大臣"的活动及其对地方权力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不但有助于理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对抗态势的演变,亦将推进对咸同时期官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认识,从而为深入体察晚清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鉴于今人对于晚清"团练大臣"的认知与其历史角色颇不相符,有必要系统梳理和评述中外学界的"团练大臣"研究,并就如何推进从史料和方法上提出若干思考,期能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借鉴。     

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及其意义

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促发广东全省团练活动的兴起,顺德团防总局作为地方团练组织因之得以设立。在中法战争期间,顺德团防总局的设立不仅加强了当地军事防务,而且在经济上还为中央与省局的军费筹措提供一定的捐输。更为重要的是,顺德团防总局在当地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有效地杜绝了顺德县可能因外患而引发的内部动乱。顺德当地士绅借由战乱的团练活动而建立的社会控制系统,并非是对官权的侵夺,而是协助官府更好管理社会的结果。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清代的“呈请发遣”是指祖父母、父母通过鸣官的方式呈请官府惩戒违犯教令的子孙,官府听从家长意愿,通过国家强制力将不肖子孙远流离乡。“呈请发遣”以家长的鸣官亲告为前提,国家既尊重家长对不肖逆子的惩戒权,又给予他们鸣官的送惩权。这一手段使族内家长的自主惩戒权和国家权威相结合,从而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清代的“呈请发遣”律例在制定和增改的过程中,虽力求根据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伦理思想进行灵活调整,但其仅依据一些违礼琐事便听任家长呈请惩戒的做法,使很多人遭受发遣充军之苦,从而使“呈请发遣”这一体现儒化法律的良法美意成了家长制的虐民帮凶。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官、民与法——元代判决离婚的制度与实践

延续唐、宋之制,元代国家对涉及违律为婚和义绝的婚姻予以强制离异,但在具体规定上产生了明显变化,其解决婚姻冲突、救济婚姻双方的作用更加凸显。在实践中,判决离婚并不是国家对民众婚姻的单方面干预,民众往往主动寻求官府对婚姻进行判决。作为司法者的官府,则希望在"厚风俗"的同时能够"免词讼",通过法律宣传、民间调解以及提高司法效率等措施减轻诉讼压力。在具体的判决中,官府并不一定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判离,有时会出于现实的考量断以"已婚为定",体现出"法意"与"人情"的衡平。判决离婚所展现出的这一图景正是元代官、民法律实践的一个缩影。     

晚清台湾建设功臣林维源

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名绅士林维源居功至伟。本从捐款防务、赈灾、创办团练、垦荒、抚番、清赋、修造铁路、兴办洋务、保卫台湾等方面对其生平事迹作了系统考述,并作了简要评价。     

唐殿荣

唐殿荣是东北近代史上一位值得记述的人物。笔者仅就清代档《长顺片奏请收抚唐殿荣以防守东北边疆由》及《边疆叛记》、《鸡林旧闻录》、《宽城随笔》等作一些介绍,供读者参考。唐殿荣,山东黄县人,到东北后,一直在吉林敦化充任团练长。后来,他因在诉讼中蒙受冤屈,愤而出走,至吉林东部山区聚众抗官。一时,远近多起反清抗官的群众武装集合在他的名号之下,活跃于吉东山区。1891年,吉林将军延茂对唐殿荣所部发起大举“进剿”。唐殿荣始而     

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团练的组织及其反动性

团练是清政府一贯用来镇压人民的反动地主武装,早在嘉庆间白莲教起义时期,清政府即凭借这支反动武装,代替了早已腐朽的八旗和绿营兵,而稳定其已搖搖欲堕的统治。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清统治者仍妄想效法前例,以补其兵力和财力之不足,借重“民人”力量,以收奇效。清统治者这一目的是否达到?团练的功用如何?这就是本文所要阐明的内容。一团练一名始見于唐书①,但具有近代团练组织內容的則始于明末②。不过在清嘉庆、道光以前,团与练不分,到咸丯初,团与练显然是两种組織来源各不     

关于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几个问题

出土简册中有秦与汉初"入钱缿中"律的内容。律文中"为作务"是与"官"或"官府"类似的概念,钱是损坏公物后依价赔偿的钱款,质钱是官府为大型交易提供质剂而收取的税金,所涉及的款项只是地方官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同时出现于秦律《关市》、《金布》中,在秦统一前后律文可能作过修订。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

加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民鲜盖藏,社会个体脆弱的御灾甲壳被彻底摧毁,官方独自承担了解决粮荒这一生死攸关的社会问题的责任。然而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劣、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其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剐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落得个官、绅、民三输的局面,给本已满目疮痰的湖南经济雪上加霜。     

明中后期广东普宁设县的名实之辨与地方县政

嘉靖年间,部分官绅士庶呈请在潮州府属潮阳县境内置县以弭盗安民,并控制赋税输纳通道。普宁置县后,潮阳、普宁两县的都图纷争成为新的地方矛盾,潮阳官绅从循名责实到混淆割都分图的概念,变相论述普宁的"有名无实";普宁官绅则以戍卫御暴的逻辑,论证普宁县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完善新县政区规制使普宁县"名实相符"。在这当中,国家政区制度交织于县邑标准的不同解说、地方利益需求、新县历史文化创造、地方情感表达之中,由此展现新政区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并渐趋"坐实"的过程。     

张作霖对文人墨客的态度

对于文人墨客张作霖能礼贤下士喜欢接纳并 。 ,善于利用一些文人墨客如黑山县的举人李龙石 ,雨农刘春烺和杜泮林等全是当地具有声望的( )、 ,文人墨客又是绅士一类的人物因为这些人有文 , 。化常对地方官府的施政挑毛病挟官告吏张作霖, , 。很明白个中奥妙对这些人常是曲意逢迎而且还拜 , ,认杜泮林为义父自以干儿子之礼恭而敬之张作霖 , 。所以如此意在博得这些人的吹捧以维护他自己的 , ,名利地位 。在奉系中袁金铠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文人张作 ,…     

邢窑刻铭、题款探析

邢窑为唐代著名的白瓷窑场。本文依据文献记载及相关考古资料,探讨分析了邢窑的刻铭和题款,并对邢窑"翰林"、"盈"及"官"字款与临城祁村窑姓氏刻铭的不同进行了阐述,认为祁村窑刻铭、题款的含义或为单做共烧以避免产品混杂,或为商品竞争而刻划的窑主姓氏;邢窑"翰林"、"盈"字款是宫廷的定烧器,因而为皇室所垄断;"官"字款则是地方官府所烧之物,并作为贡品供奉于宫廷,除官府使用外,尚可作为高档商品参与社会流通。     

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

清代对乡里首人亦即乡职的身份有制度规定。乡职是"役",在良贱之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易于滑向贱役,染上"贱"的色彩。出于免役、防弊等考虑,政府不令绅士出任乡职。清末,团练、保甲等组织成为总括性的乡里行政枢纽,首人成为职能融混的乡里负责群体。四川推行了提升首人身份待遇的改革,但并未奏效,而是使得乡职群体的身份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基于社会政治的身份语境,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