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等人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抗战胜利前后,共产党人有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提法。1949年建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基本延续了此前的定论。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提出不同看法。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除深入研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扩张的过程和途径、国家资本如何转化成了官僚私人资本外,不少人认为就性质而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实际上含有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两重性质。     

论清末民初官僚私人资本的扩张及其历史评价

我国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的迅速积聚和扩张曾令时人注目,并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本文试对这种资本扩张的客观过程、特点、性质及影响进行揭示和评价,以期有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一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私人资本扩张的过程及特点清末民初官僚军阀的私人资本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并逐步     

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和主干

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国家资本,是对前半个世纪官僚资本的否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它并不是什么人幻想的产物,也并非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恶果,而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演化的必然。国家资本及其国有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中国工业化的主干。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三

国民党统治时期控制的国家资本,以其种种弊端而以"官僚资本"的名义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在抗战胜利后达至最高峰,成为国民党高层亦无法漠视的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是,国民党言大于行的统治惰性与惯性,使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由此展示了腐败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当初特指清朝洋务派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办企业到专指国民党私人官僚资本再到国民党政府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演变。我们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政治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战后中国的“官办商行”

在中国,官僚资本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更是舆论攻击的对象,而"官办商行"正是抗战胜利后朝野上下对那些具有权贵背景的豪门资本所经营企业公司的一种特殊称呼,其代表就是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创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孚中实业公司和扬子建业公司。本文依据大量的历史档案,对于这些"官办商行"的形成背景、资本来源、经营特点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以这几个"官办商行"的个案去分析深入探讨民国时期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军阀官僚资本的侵掠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奉系军阀官僚资本一部分由各个大官僚直接控制,一部分由东北地方政府自办或官商合办,一部分由中外官商合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在东北社会经济中已经形成了垄断势力。奉系军阀官僚资本是中国...     

孔氏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二局”),在抗战中(1939年)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逐步形成了官僚资本的统筹机构和大本营。 四大家族中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掌握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为时最久。1933年,蒋介石与宋子     

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金融机构述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制定了接管旧上海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接管机构和职责范围。上海解放后近50家金融机构被接管,经过责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和旧有职员处理的过程,最终被清理结束或改组。对上海金融接管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特殊的层面了解旧中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是如何控制和影响财政、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从而揭示国民党统治后期财经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国家银行巩固与发展的进程。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设想,可以利用“在商言商”的口号,动员舆论工具,支持和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站起来,反对和对抗四大家族,把党的统一战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铺帐·铺房·铺床--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一

<全唐诗>里,收有不少有关婚姻风俗的篇章,其中有元和进士、皇太子僚属陆畅以<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为题的两首.诗云: 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

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殊的社会背景 ,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局限性。所以 ,把产生于特殊社会背景之下的理论运用于其他社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研究“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和“后殖民主义”等概念运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功能 ,强调运用理论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经验。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蛋茶"

以茶待客是中国普遍的风俗。在江苏南部农村中,待客的“茶”却不是用茶叶,而是鸡蛋、红枣等;主要是鸡蛋,称作“蛋茶”。主人烧茶、来客吃茶部有一定的俗规,以下介绍丹阳县农村的风俗。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