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应对居里第二次访华的策略——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1942年7月20日至8月7日,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第二次访华,与蒋介石进行了14次会谈.会谈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中美关系外,还包括中英关系、中苏关系、领土问题、全球战略、战后国际关系、英印关系及史迪威的双重地位等.蒋介石的应对策略是:从7月20日至27日,“以刚毅之气应之”;从7月29日至8月7日,“以宽和无求与毋必毋固之心对之”.总体来看,蒋介石应对居里访华“始刚终和”的策略比较成功,捍卫了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中美“斗而不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美国继续援助中国,对中国坚持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侵华与中意关系

圭德·萨马拉尼先生(Guido Samarani)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是一位积极致力于近现代中意关系史研究的专家。1993年4月间,他来华参加山东省主办的“纪念台儿庄战役5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向会议提交了这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萨马拉尼先生详细地探讨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墨索里尼及意大利政府对于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态度,研究了在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意关系,介绍研究了作为意大利遣华特使的艾尔伯妥·德·斯坦法尼(Alberto De.Stefani)使华经过及其个人对华态度及对中日战争之观点,对了解及研究中国现代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篇文章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经萨马拉尼先生同意并审阅,特将本文译出发表于本刊,供史学界同仁参考。感谢陈红民同志所提供的帮助。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历史上的第二座“黄埔军校”——庐山军官训练团记

<正>庐山,千古名山。苏东坡曾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进入20世纪,葱茏俊秀的庐山成为中国五光十色的政治舞台,与中国现代政治的关系紧密相联。在中国近代史上,庐山披挂着浓重的政治色彩。1926年11月26日,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庐山。10天后,国民党中央首次在庐山开会,研究"整理军事政治问题"。蒋介石从此便格外钟情于庐山。从1926年至1948年(抗战时期除外),蒋介石有15个年头在庐山常住,运作国民政府中枢机器,召开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会议。庐山成为国民政府"夏都"、"政治山",南京政府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1942年居里访华之再探讨

1942年美国总统特别行政助理居里对中国的访问,体现了中美复杂的战时关系。宋子文在华盛顿提议邀请美国政要如霍普金斯访华是其为中国争取美援的外交措施,蒋介石同意邀请居里访华也是出于同样考虑。然而美国政府派居里访华是为了解释当时美援不足的原因,修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中美两国关系出现的的裂痕。因此居里此次访问并不承担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冲突的任务。居里的访问虽然缓解了中美两国之间一度激化的矛盾,但对于推动美国援华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武汉抗战初期的点滴回忆

1937年7月7日,北平芦沟桥事变起,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一改昔之秀曲求全之态.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抗日军兴.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时我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上校政治教官,并     

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

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之间,曾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也曾对华保持过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其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斯坦法尼则是30年代前后,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的认识、贡献及其使华经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

1937年抗战爆发前,周恩来和蒋介石秘密在杭州举行了国共两党的高级会晤。6月和7月,周恩来二上庐山与蒋介石就国共合作抗日举行了会谈,达成了《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都显示了相同的民族精神: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庐山会谈》一文对此作了介绍。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侵华日军对庐山文化的破坏

1946年7月14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由南京飞抵九江,随即在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陪同下登上庐山。这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首次上庐山,距离1937年12月的离开,蒋介石与庐山分别了将近九年。九年前,国民党军政要人齐聚庐山,共商抵御外侮之计,蒋介石曾在这里发表著名的抗战宣言。与当时热闹的情景相比,此时的"夏都"庐山,除了清冷之外,触目皆是遭受日军破坏的痕迹,秀美的庐山已是满目疮痍。     

打动美国：胡适在抗战初期的民间外交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适于7月12日飞赴庐山。刚一上山,便被蒋介石邀去会谈。面对蒋介石在华北问题上的犹豫态度,胡适慷慨陈词,力促蒋下决心派兵迎敌。王世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曾说,胡适的这番力谏和随后冯玉祥的痛陈对蒋介石坚定抗战信心、明确抗战态度起到了决定作用。     

尼克松访华第一天

3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怀着对这段往事的强烈兴趣,我采访了现年83岁高龄的熊老。整个中美会谈,内容之丰富,经历之曲折,远非几篇文章所能涵盖。所以,熊老先向我介绍2月21日尼克松到中国第一天的情况。     

论蒋介石制造的安庆“三·二三”事变

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制造了一场打击安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事变(以下简称“三·二三”事变)。该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必须研究的重阐问题之一。本文就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历史背景、准备、经过、及其作用,试作辨析和要述,力求弄清历史本来的面目。     

陈布雷致陈立夫函一件

1946年6—7月间,上海爆发反对宋子文财政措施的金融风潮,工厂罢工、商人罢市。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赴沪指挥军警特宪,策划反共并对付“民主同盟”等中间力量,以图平息沪市。7月5日,陈立夫在沪致函正在庐山休养的蒋介石,报告情况及处置办法。陈布雷代表蒋介石亲笔复函陈立夫指示工作方针,函中同时亦暴露出陈布雷身体状况严重衰弱及其不能见谅于蒋介石之苦衷,并涉及国民党对外宣传工作,颇具研究价值。现特选刊如后,供研究者参考。     

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

1990年6月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和<革命文献>第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步.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庐岳撑天始有峰——庐山孤军抗战历史见证

<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全民参战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场战争。庐山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许多与抗日有关的事件在庐山发生或与庐山相关联。1937年6月和7月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在庐山举行了两次和谈会议。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抗日宣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在这里拉开序幕。庐山还是抗日战争中著名     

蒋介石、陈诚为远征军事的一段纠葛

陈诚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陈诚之忠于蒋介石与蒋介石之宠信陈诚,在民国历史上已是不争的事实。自1934年7月蒋、陈分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正副团长起,蒋欲任陈为自己副手的端倪已经初现。蒋介石曾于1936年对阎锡山云:"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抗战战事的激烈进行,更给蒋陈关系的急速升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抗战期间,陈诚往往一身兼任党政军数种高级要职,且经常不受所任职务的限制,被蒋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