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S6537词卷考辨

敦煌写卷S6537正面为佛经注解《金刚暎》,其文首尾俱残,存933行,行25字,共2.3万余字.背面杂录各类文书,其具体内容依次为《养男契》、《放妻书》、《家童再宜放书》、《遗书》、《兄弟分家契》、《社条》、《遗书》、《放妻书》、《社条》、《诸杂要录字》、《阿郎放奴婢书》、《太子修道赞文》、《词卷》、《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并序(未完).     

敦煌写本P.2555卷"马云奇诗"考辨

学界对敦煌写本P.2555唐人诗集残卷背面13首诗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颇不一致.本文经过考辨,认为从内容风格、书写格式、字体大小、作者年龄等方面质疑《怀素师草书歌》后属12首诗为马云奇作的理由不足,进一步确认马云奇为12首诗的作者,马云奇曾入张掖军幕,张掖陷蕃后遭拘系走南线到青海蕃地.研究者囿于"敦煌""落蕃"的背景,故在诗意解读方面常有牵强不确之嫌.将《怀素师草书歌》以下的12首诗笼统地称为"落蕃诗"是不准确的,12首诗中,7首是落蕃诗,陆续作于从张掖经大斗拔谷到青海蕃地期间,时间为盛夏到秋天,其他5首是题赠诗,作于陷蕃前的张掖或其他地方.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中的落蕃诗在唐诗中别具一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敦煌写本S.6074定名

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6074的敦煌遗书,见于多部著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提要如下:     

日藏敦煌写本《论语》校勘记

<正>2011年10月,笔者应邀访问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商讨双方合作事宜。期间参观大学图书馆,主人遂将馆藏古写本《论语》出示。当时发现其注释与刊本不同,颇疑其为轶失之《论语》古注,但旅途中无法与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无法确定我的猜测。于是将该写本全部抄录、拍照,留待回国研究。此后,一直忙于他事,所抄录、拍照的资料被束之高阁。近日有暇,持其与已知敦煌吐鲁番写本《论语》比对,知其确为前所未见之《论语》古注。     

敦煌写本P.3081号文书与唐代五月五日禁忌研究

敦煌写本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是敦煌时日宜忌文书中颇具特色的一篇,以七曜日为纲进行占卜,内容切近民众生活,七曜名称皆用康居语音译:蜜日、莫日、云汉日、嘀日、鬱没斯日、那颉日、鸡缓日.文章在对文书进行录文的基础上,将其与P.2693《七曜历日》以及印度的《宿曜经》进行对比研究,并且结合其中涉及的“七曜占五月五日直”的占卜对唐代的“五月五日禁忌”进行初步考察,从而揭示该文书的实用价值.     

敦煌写本S.6029《刘子》残卷校考

本文主要考定了敦煌写本S.6029残卷是敦煌写本《刘子》之一种,进而广泛收集各种《刘子》版本,对其进行释录校考,并对关于敦煌写本《刘子》的写卷概况及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以期推动该课题研究的深入.     

敦煌本《燕子赋》体制考辨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敦煌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变文的研究,有着长足的进展,但是对于故事赋的研究却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特别是关于故事赋的源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试图通过对于敦煌本《燕子赋》的考察来探求故事赋体制的某些特点以及源流传承的某些问题。《燕子赋》是敦煌故事赋中具有特色的寓言体韵文作品。它存两种体制,一是以四言为主,间有六言的杂言体,一是整齐的五言体。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称前者为人作,称后者为B作。A作产生于唐代开元时期,写身有征辽功勋的雀儿侵占了逃户燕子     

敦煌本《法华义记》考辨

梁代大僧正法云的《法华义记》对后世佛教,尤其是天台宗影响深远。而敦煌遗书中题名为《法华(经)义记》的S.2733、S.4102、P.3308以及被《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误判为《法华义记》卷三的S.37皆非法云《法华义记》的抄本。在《大正藏》第85册所收《法华义记》卷三中,题注说明此卷前部分依S.2733,自"安乐行品"以下部分据S.37,此处所谓的S.37使用的是已废弃的旧编号,实际指的S.4102。     

敦煌写本S.5604《籯金》残卷研究

敦煌写本S.5604《籝金》,册页装,前部完整而后未抄完,抄写字体很生硬凌乱,抄写者对《籝金》原文任意改写改编删节,变换附注原典出处,使事例附注失去原意,附注无从查找,可能是当时敦煌寺院寺学中某个学仕郎的作品,但是由于大多敦煌写本《籝金》都没有这五篇的事例附注,因此对于补缺具有极大的作用,通过这个写卷我们可以了解《籯金》的原貌.     

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新特征”

莫高窟第3窟壁画是研究莫高窟晚期壁画艺术面貌的重要遗存。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造型样式,即同一种形象有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从"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异样的飞天造型等艺术风格都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中国化"突出了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更加说明了元代工匠不束缚于传统壁画的造型模式,艺术上进行圆融创新,同时还构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景象。     

敦煌藏经洞之沙州都督府文献

自公元1900年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四万余件古代写本文书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学者都努力探索这神秘的文化遗存,试图解开藏经洞之谜.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和原因,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推测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关于这些文书是谁藏的,虽然也有学者作过几种假说,却往往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我以为它应是沙州都督府文献.     

敦煌莫高窟第85窟颜色监测研究

为说明敦煌莫高窟第85窟颜料目前所处的状态,用色度计和CIE1976年表色系统进行选点监测,并进行X—衍射分析。分析、监测结果表明,第85窟颜料有7种颜色,其中绿色颜料是最稳定的一种。颜色的色度值不仅反映了颜料当前所处的状态,而且对了解古代画师调色、技法、配比等提供一定的线索。这些信息对保护修复有指导性意义,     

关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问题”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现状是:东、西、南三壁皆无画,北壁画有两棵树,两树内侧枝上分别挂着水壶、布囊,两树外侧下方分别站立着比丘尼和近事女。但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学者斯坦因,在其1907年5月28日日记中,第一次记录的藏经洞壁画情况如下:"除了北侧的墙壁外,其他墙面都是空白无画的灰泥。北壁的上半部分残存有彩绘窗花格,显然是绿色、红色相间的。没有任何人像或彩绘背后圆光的痕迹。"斯坦因在其正式考察报告书《塞林底亚》中,第二次记录的情况基本相同。斯坦因对藏经洞壁画的考古学观察记录迥异于藏经洞现状,因而产生了"藏经洞壁画问题"。根据伯希和1908年在藏经洞内拍摄的工作照,斯坦因所说"窗花格"应即双树的树枝和树叶,但仍无人物画等存在的证据。张大千于1941年10月第一次记录了近事女像的存在,此后藏经洞壁画逐渐呈现出现状。本文对1907-1941年间有关藏经洞壁画的各种相关记载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推测现存近事女像和比丘尼像等或为张大千的仿古新绘。     

隋魏澹《鹰赋》校订——敦煌文学文献零札之一

敦煌写本隋魏澹所作《鹰赋》,存俄藏Dx.06176、Dx.10257两个写本.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losure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Abstract

Cave 17 or the cave library is located on the northern wall in the hallway of Cave 16 in Mogao Caves, Dunhuang. The mural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reason why the cave library was sealed.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on the cover layer of Cave 16 seems to reflect the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which could be dated in the late Guiyijun period when Dunhuang was ruled by the Cao family. In 1052, the trend of the Final-Dharma thought flourished in the Liao Dynasty. With the frequen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Guiyijun regime and the Liao, this trend came to Dunhuang and merged with the original thought of the Final Dharma in this region, which tremendously impacted the Buddhist community in Dunhuang. So the local Buddhist community made the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on the mural of Cave 16 and also transformed Cave 17 for storing Buddhist texts as a response to the coming Final Dharma. These activities seem to have led to the eventual sealing of Cave 17.     

关于藏经洞为洪辩影堂(影窟)的一点认识

关于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的性质问题,马世长先生曾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画史和文献中对寺院里绘有壁画,并配置碑刻、造像等物的纪念性堂屋建筑称之为影堂,而"藏经洞中画壁画、立碑、造像,显然都是纪念洪辩的",因而藏经洞是洪辩的影窟(影堂).     

敦煌莫高窟第85窟与塑绘结合的金刚经变

一、问题的提出 敦煌石窟经变画中现存金刚经变18幅,其中盛唐一幅,绘于第31窟南壁,吐蕃占领时期(786-848)十三铺,分别绘于第112、144、145、147、150、198、359、369窟南壁,第236、240窟北壁,第135、154窟东壁.     

《诗·伯兮》“言树之背”解

文章从萱草“喜生于山坡略隐蔽处”的生长特性与古建筑的形制“堂”(指“南堂”)与“北堂”(指“北室的一部分”)的不同入手,揭示《诗经·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中“背”的含义为“背阴略隐蔽处”,否定了自汉代《毛传》以来,学者多以“背”通“北”,训“背”作“北堂”、“北堂阶下”或“堂背”,以及以“背”通“(?)”的各种传统解释。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建筑图像的三维数字化呈现

莫高窟第172窟北壁的建筑图像是敦煌壁画中最具盛唐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作。本研究以探索敦煌壁画中二维建筑图像三维数字化呈现的方法为目标,以第172窟北壁中央的前殿图像为例,综合利用史料文献和实证材料,进行基于有限数据资料与结构逻辑推导的推测性研究,并集成运用图像处理软件(Adobe 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三维建模软件(SketchUp、Rhino),建立了第172窟北壁中央前殿的三维彩色模型,实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从二维到三维的虚拟转变,相对科学、客观地再现了壁画中的建筑形象。通过3D打印等快速成型技术和虚拟投屏等展示利用手段,深度挖掘技术成果价值,扩展了壁画遗产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深度,带给观者超现实的空间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