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愈刺潮与潮州教育文化的发展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52岁时,因谏迎佛骨,触犯圣颜,被贬为潮州刺史。这一贬,虽只短短的七八个月,却使潮州教育文化因此而走上了发展的轨道,韩愈也因此而为潮人所永志,正如明代林熙春所言,此后潮州“山川草木尽蒙曰韩”。 韩愈刺潮,为发展潮州教育文化,采取了既有别于其数位前任,又不同于其治阳山时的两项重要举措,从而奠定了潮州教育文化发展的基础,取得了令世人钦仰的兴学效果。 一、撰《请置乡校牒》,为潮州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刺潮伊始,韩愈即撰《请置乡校牒》,对潮州的教育文化现状及其形成原     

《永乐大典·潮州城图》成图时间考

文章指出《永乐大典》中收录的《潮州城图》应称为《潮州路城图》。此图应绘制于元代,约在元贞元年至延四年（1295-1317年）年间,而且极有可能出自元代《三阳图志》。文章对“《潮州城图》是以宋代志书中的图为底图绘制的”观点进行商榷。     

韩愈“足弱不能步”与“退之服硫黄”考辨

韩愈晚年是否服食硫黄以及为何服食硫黄,是韩愈生平研究与品格评价中仍无定说的关键问题。以韩愈自述的“足弱不能步”、张籍的《祭退之》诗、白居易的《思旧》诗与隋唐相关医籍相比对,韩愈确实服食了硫黄类的“药汤”;但服此药汤的目的,是对症下药地治疗脚气病中的“足弱”之症,而非喜好声色的壮阳之需。韩愈罹患“足弱”的病原,则与其长期的南土经历、丰肥的体型、远贬潮州的沉重打击有关。韩愈之卒,亦因“足弱”病症。而非硫黄中毒。     

佩文韵府：中国古典诗韵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再谈平水韵兼论诗坛乱象（上）

2004年6月,《中华诗词》第6．期发表了由赵京战执笔、署名为“中华诗词编辑部”的《中华新韵》（十四韵）。在前言中“中华诗词编辑部”写道：《中华新韵》（十四韵）以普通话为基础,以《新华字典》的注音为依据,以“同身同韵”为划分标准,制定新的《中华新韵典》,与《平水韵》双轨并行,同时作为诗坛的正式韵书,此乃诗韵改革的基本任务。     

谈潮汕地区新旧志辑录歌谣入志

一、旧志书辑录潮汕歌谣 我所见的20余部旧府县志,自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至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民国《潮州志》,除清嘉庆《澄海县志》和2005年潮州市志办公室补刊重印《潮州志》的“潮州风俗志”和“潮州戏剧音乐志”有录入或记述地方歌谣外,余皆未辑录歌谣。所有旧志皆辑录有历代名士官员诗文或著作书目,但绝少有辑录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及其著作目录者。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以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广,记述最详,“艺文志”有上中下三篇,未见有民间艺文记述,“风俗志”记述潮州风俗也多,其中有“方言”一目,记潮州方言俗语,也未见录入歌谣。     

海阳县建置辨析

海阳县建于何时,至今尚未有定论。 历代《潮州府志》、《海阳县志》,对海阳县建置之始．多博取前志之说,因“多说并存”,留给后人考证。如清最后一部《潮州府志》乾隆周硕勋志,其《沿革表》则取“周初”、“汉初”、“晋咸和六年”三说并存。清最后一部《海阳县志》光绪卢蔚猷志,其开篇之《沿革》则采：“秦”、“西汉”、“晋初”三说,虽略为论证,却未下定论。     

二轮修志“精神文明建设”篇目安排之我见

精神文明建设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向全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与物质文明并列的“两个文明”建设是近二十多年来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贯奋斗目标,二轮修志．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精神文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地方志中所反映的精神文明是狭义的．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标题之下,经常性的章、节（或条目）是“思想道德建设”、“创文明新风”、“组织机构建设”、“文明单位选介”等等。显然．“精神文明建设”的牵扯面较广．有文化（文明与文化的内容最为近似,是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政治（思想建设属政治范畴）、社会（文明新风、移风易俗是社会和谐、进步的表现）等。正因为如此．从收入《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文件及志书篇目汇编》（方志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的《河南省志》和秦皇岛、芜湖、淄博、宜昌、潮州等五个设区市市志的篇目看．“精神文明建设”的框架结构竟有3种安排法：一是独立设篇,如《宜昌市志》和《潮州市志》,与“文化建设”比邻;二是置于“文化建设”卷下（《河南省志》）,或“文化”之栏目下（《秦皇岛市志》）;三是置于“社会生活”篇下（《淄博市志》）,或“社会”篇下（《芜湖市志》）。     

星云禅话（四七）

大颠与韩愈 唐宪宗十分崇信佛法,曾专程迎请佛的舍利到宫殿里供奉。某天夜里,宫殿忽然大放光明,早朝时,群臣纷纷向皇帝祝贺,说是舍利的功德所致。只有韩愈,不但不道贺,还呈上《谏迎佛骨表》一文,斥佛为夷狄。此举触怒了皇帝,韩愈因此被贬到潮州当刺史。     

“例贬”辩析

如何解释韩愈（椰子厚墓志名）中的“例贬”一词,目前有一些争议,其焦点在“例”字上。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文选部分中解释为“按规定”,（辞海）和（中文大辞典）亦相同。但郭在贻先生在他的（训信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中持异议,他认为“例”的含义是“一道”“一样”“一例”,没有“按规定”的意思。郭在贻在（‘古代汉语’文选部分若干注释的高榷）一文中写道：“韩愈（柳子厚墓志名）‘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中．顺宗即体．拜林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注云：‘按规定遣出…     

广西最早的学者——陈钦

陈钦（？-公元15年）,字子佚,世居交州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梧州市）。陈钦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熟习《易》、《书》、《诗》、《春秋》和《礼记》。西汉成帝刘鳌时（约公元前32年至公元7年）,被交州刺史以“茂才”（即秀才）荐举,到京城长安后被任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获举荐为教育刘汉皇家子弟及族戚和掌管朝廷君臣祭祀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员。陈钦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对《左传》一书尤为精通,[第一段]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凤阳砖瓦雕“古钱”探究》质疑

《安徽钱币》2007年第4期刊出《凤阳砖瓦雕“古钱”探究》（下称《探究》）,重新再读同刊2003年第3期上《明皇陵出土砖雕古钱》（下称《古钱》）、2005年第4期上《砖雕古钱展现人间真情》（下称《真情》）,多有疑惑,谨以一己之见供泉友探讨。     

读书

这本“《孙子》的斗争哲学”．是为李零阅读经典四部书（《论语》、《老子》、《孙子》．《周易》）的第三本。李零在自序中说：”《孙子》很短．只有约6000字．但叙述简练,道理深刻．常读常新．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     

第二轮志书应设《公共安全志》

萌发建议第二轮修志中《潮州市志》独立设置《公共安全志》（最初拟名“社会安全”）的思考,源于在翻印潮州府县旧志时,笔者发现旧志对《灾祥》十分重视。     

举辇司马

孙正军《也说（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认为《隋书》所载梁制实以《宋书》为基础。其中引到《隋书．礼仪志六》有“舆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对应的《宋书．礼志五》作“举辇”司马,《通典．天子诸侯玉佩剑绶玺印》引文亦作“擧辇”。     

如此翻案恐为不妥——梁山“水浒英雄”称号不容“质疑”

２００２年第９期《文史天地》载有王文斗《对梁山好汉的七点质疑》一文,对《水浒》“梁山好汉”称谓提出七点看法。读后始觉有不同见解。王文斗文章（以下简称王文）虽系“各抒己见”,但对我国几百年传诵之伟大文学巨著《水浒》中的“英雄”称谓和史家之“农民起义”说法不顾历史背景和地域界定地提出“质疑”,本人实在不能认同。“梁山好汉”（梁山英雄）的称谓并非是“好”、“坏”论人时代的产物。为什么把“梁山好汉”的义举称为“农民起义？”又为什么把梁山兄弟称之为“梁山英雄”？这是后人针对北宋末年封建王朝专制下广大劳动人…     

一元复始话元旦

元旦的由来中国的元旦,据传说源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     

煌煌巨著 天下七阁：清宫《四库全书》及藏书阁

一．《四库全书》及其藏书七阁 《四库全书》是清代宫廷编纂的历朝全书总汇,它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开始征书,翌年二月开设四库馆,至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抄录完成,共费时十年。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全书誊写完毕,历时长达15年。据统计,《四库全书》共收图书3461种79337卷,“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1卷。一套全书完成后,共有6144函,总计2万6千多册。     

范祖禹《唐鉴》的编纂及其内容特点——以《唐鉴·太宗》为探讨核心

《唐鉴》是范祖禹史学的代表著作。由《唐鉴.太宗》的内容分析,《唐鉴》在编纂方面,记时不甚精确,记事上亦偶有错误。《唐鉴》记太宗事始于"高祖卷",又将太宗分为上、下两卷论述,上卷褒多于贬;下卷则是贬甚于褒,范祖禹以贞观十四年为太宗卷的分界,认为这是太宗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亦是"贞观之治"的分水岭。此外,范祖禹编纂《唐鉴》,已初具有"纪事本末"体例,而其叙事,多简化、删削《资治通鉴》原文,以及省略人物职官。在内容方面,《唐鉴.太宗》讨论范围广泛,其中涉及最多者即是"为君之道"与"华夷之防",从"太宗卷"的叙事与评论,也可以反映出范祖禹反对变法改革的政治思想。     

关于“迦沙”

《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期载张旭束先生《“迦沙”非陨铁》,认为《汉语大词典》将“迦沙”一词释为陨铁是错误的。有关“迦沙”的记载,见於《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诸书,均作“天每雨铁,收而用之”。此处之“雨”（yù）,意思是像雨一样降落,非指下雨。这种用法在古汉语中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