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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刊刻《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一百五十三卷,流傳至今。其中卷一三一至卷一三三收録歐陽修的詞集《近體樂府》。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曾于南宋時期幾經增補。在增補過程中,《近體樂府》添加了部分詞作,最終周必大《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的《近體樂府》收録了一百八十一首。另一方面在周必大刊刻的《歐陽文忠公集》(原刻本)基礎上,南宋後期刊刻的天理圖書館所藏的《歐陽文忠公集》中的《近體樂府》增補十三首,總共收録一百九十四首。南宋時期關於這兩種《近體樂府》收録詞數目不同的情況,目前的研究成果還完全未曾覺察到。本文基於之前的研究成果,首次對南宋時期存在的兩種《近體樂府》進行釐清。並且,基於南宋時期兩種既存的《近體樂府》,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角度,進一步對歐陽修《近體樂府》的傳承與相關問題進行探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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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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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2016,(3)
《秦王破陣樂》是秦王李世民擊敗劉武周後河東地區流行起來的民間俗曲,後在太宗主導下,改編、制詞,並編配舞蹈,於元日朝會正式隆重演奏。前人的研究多集中於樂舞史的範疇,梳理其形式與流變。本文圍繞樂舞的誕生,考察制作者的意圖和期待,揭示其誕生的時代背景和政治語境。《秦王破陣樂》曲風鏗勁有力,配舞高度寫實,具有鮮明的戰陣特色,既非儒家傳統雅樂風格,也非中古宮廷樂舞慣例,顯然,脱胎於初唐特定的政治文化,具有相應的政治功能。《秦王破陣樂》與貞觀朝的意識形態建設高度一致,通過對暴力與征伐的演繹和闡釋,形成一套撥亂反正、抵達正義的敍事邏1,宣揚貞觀政權的合法性。只有結合政治史的脈絡,纔能理解此中的複雜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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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1951,(1)
津市總工會於一九五○年在開展工廠文藝工作方面,雖然獲得許多成績,但是基層工會俱樂部的工作還沒有如理想的開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已建立七十一個俱樂部或俱樂室,按全市來說,還不够普遍。各工會圖書舘的建立,也不够普遍或不够健全。因此,開展基層工會俱樂部圖書舘將成為一九五一年工會重要工作之一,並爭取本年四月三十日以前三百人以上的基層工會,普遍建立俱樂部,一百五十人以上或無條件建立俱樂部之基層工會,普遍建立圖書舘。具體辦法如下: 一、凡職工在三百人以上之基層工會應爭取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建立俱樂部,俱樂部中應包括圖書舘。二、在進行這一工作時,必須取在本單位行政或資方之幫助,我們把提高職工文化生活的重要意義,首先向行政或資方作必要的宣傳解釋工作,他們會支持的。三、事先應組織本單位全體職工討論工會俱樂部組織條例、管理委員會工作條例及選舉條例等文件(以上文件彙編於市總文教部出版之工會俱樂部工作手冊中),以瞭解建立俱樂部之重要。俱樂部之組織領導管理問題,根據上述三條例施行。四、情况困難無條件建立俱樂部之單位,應先建立圖書館,辦法見附文。五、如發生本單位不能解決之困難,應卽彙報上級工會,以便調查處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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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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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乐山大佛名称的演变乐山大佛是今人对大佛的称呼,大佛最早的名称并不是这样。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最早的名称产生于大佛尚未完工的贞元十五年之前。清嘉庆《乐山县志·卷15·金石》载:“唐敕放生碑,县东凌云山足。碑久亡,明人重立石,亦多泐。记其存者云:凌云寺灵山大像前(缺)敕禁断采捕(缺)者贞元十五年九月(缺)曰。”明确记载当时大佛名称为“凌云寺灵山大像”。凌云寺创自开元年间(见王渔洋《蜀道驿程记》)。到贞元年间,大佛名称中有“凌云寺”当属正常。称灵山当是因凌云山此时名“灵山”。那么,凌云山为什么叫“灵山”呢?这有两种可能: 一是因蜀王鳖灵。《太平寰宇记·卷86》载:“仙穴山在(阆中)县东北十里。《周地图记》云:“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登此,因名灵山。”《舆地纪胜·卷185》载:“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灵庙存焉。”均说明阆中县灵山是因鳖灵得名。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处于青衣江、岷江交汇处,此地恰好也与鳖灵有密切关系。《水经注·卷33·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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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作爲韻文體,在漢代已被廣泛使用,但作爲詩歌的一種體裁,卻至南北朝後期纔開始流行,盛唐以後方成爲詩歌的主體。這是由漢魏六朝的音樂體制決定的。漢魏六朝的詩歌史,經歷了由歌謡到樂歌,再到徒詩的演變進程。七言徒詩是從七言歌詩中發展過來的,早期的漢至晉宋的七言詩歌都是歌、舞詞,主要是由句句入韻與雜三七言這兩體構成,這兩體都不能成功地轉化爲大宗的徒詩體,這是由漢魏舊樂體制所制約的。南北朝後期,在新的音樂體制中,七言詩流行,隔句押韻的七言歌曲流行,並由此迅速孕生徒詩七言體。到了隋唐燕樂時代,七言已經成爲歌曲主體,同時在徒詩體中七言也逐漸成爲詩體的主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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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是中國一部規模最弘大卷帙最繁重的大類書,也就是大百科全書。這次展覽,不僅是表明永樂大典在圖書發展史上的優越性,和牠在歷史學古典文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上的重要性,而是有其更深刻更重大的意義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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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报》2006．7．5第27期第4版摘登了2005．8．16《重庆政协报》的一篇文章,并且附了一方印蜕。文章说这方印的作者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误成了“重庆中国三陕博物馆”……。这恰恰是我案头拙文《学书学印散记》《未竟稿,暂名)中有关《字法》一节中所述诸事之一端。兹录拙见以求教于识者。一、辨“峡”《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山部确无“峡”字。但有一“陕”字在阜部(见中华书局以陈昌治刻本为底的1963年版《说文》305页上)：陕,隘也,从阜,夹声。铉曰,今俗从山,非是。侯夹切。(周注：楷书之后,峡已从山而不再一定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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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三月二十二日刊載了一件極重要的消息,表示出中蘇兩國人民的崇高友誼和偉大文化合作。這件消息是: [新華社二十一日訊]據塔斯社列寧格勒十五日電: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已檢出所收藏的中國十四世紀珍本永樂大典十一卷(按當譯作冊),準備運囘我國。該系主任葉非莫夫對塔斯社記者說:我們能够幫助中國同志們收集這一部散失的中國文化重要典籍,感到非常高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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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孝通贻后券”(以下简称“贻后券”)是陈直先生在《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以下简称《南北朝》)一文中引用的一条石刻资料,据《南北朝》文：“薛孝通贻后券。北魏太昌元年刻,文十七行,每行十二字,公元一九二○年,山西太原出土,其地址恐为当日薛氏之祠堂。原石为夏子欣所得,后不知所售何人,外间知者绝少。”关于其价值,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