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司徒越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我的老师、著名的书法家司徒越先生去世已经18年了,对于这样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老人,我竟没有写下一点回忆的文字。多少次坐在书桌前回忆老师的种种好处,心里总是不能平静,难忘、遗憾、难过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人生有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回忆是一种幸福,回忆也是一种痛苦,但人们还是忘不了回忆,回忆把我带到1980年代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河南大学片断回忆

1953年至1957年,我在河南大学度过了四年学习生活,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那时的情景。现根据亲身经历,并参照当时的日记和保存的其他资料,写下这篇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河南大学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单纯朴素的思想情感以及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解放初期我国高等学校的状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90年代的城市记忆

—不小心,我们就到了2008年,10年前的事情也动不动就成了“上世纪”的回忆。当年,似乎半个广州都充满了基建的轰鸣声;“80后”们,每天下午高喊着“圣斗士”、“变形金刚”冲进家门;夜晚,他们的父母在骑着单车下班后,围坐在电视前热追《情满珠江》、《公关小姐》。     

欲速则不达——法学教育改革的几点反思

自清末大学堂政法科设立,法学教育随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沉浮了100余年,而法学教育的改革也是呼吁已久的问题,国内的观点大都赞同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应为职业教育和有选择的精英教育,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社会发展与教育的方向不应该是完全重合的,否则教育必将被发展所奴役,而且法学教育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回忆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

开始有了高校统招 民国时期,大学都是自行招生的,考生到学校所在城市或设有考场的城市去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里,大学多,外地大学也会到这里来设点招生。所以考生们难免要背井离乡,外出应考。而且为了获取经验,增加录取机会,只要考试日期不冲突,都会多考几个学校,     

时光虽流逝 美好永回忆——朱宪民《北京·1980年代》摄影作品选

再次见到朱宪民,是在他和高健生合租的靠近奥体中心一个老工厂区的普通民房里。那里是他们的办公室兼工作室。     

关于贵阳一中的美好回忆

20世纪80年代的贵阳遵义路,因车辆稀少,显得异常宽阔。那时的公交车还是连体公交,车票从5分到2角不等。如今,公交车票涨了数十倍,比车票还要疯涨的还有城市的汽车数量,以至于现在的贵阳街头,堵也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回忆民进中央几位领导的关怀与教诲

我原在国家教育部、高教部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3年后分配在安徽农学院教育小组工作。80年代初,奉民进中央指示,协助滕茂桐筹建安徽民进组织,后历任省民进专职秘书长、副主委兼秘书长,现为名誉副主委。我是1953年加入民进组织的。在这50多     

海峡两岸交流中若干往事的回忆

自从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海峡两岸关系以来,就在不经意间和台湾许多人士或多或少有了些许联系,诸如连战、蒋纬国甚至于李登辉以及某些民进党人等,现在回想起来,颇为感慨。     

王安娜回忆抗战往事

王安娜,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曾在武汉、重庆、香港、西安和延安工作和生活,同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结识了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叶剑英、邓颖超、贺龙、李克农等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多次聆听过毛主席的教诲。20世纪80年代,笔者担任《经济日报》驻波恩记者时,曾与夫人专门到她在汉堡附近戈世塔赫镇的家中拜访,她同我们回忆起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和生活片段。     

1910年代安徽教师教育背景的历史考察

1910年代,安徽省教师教育背景可简略分为国外留学、新式教育和传统功名三类.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群体的就职流向和生活空间.留学生、优级师范毕业生掌控了教育资源.新式教育培养的各式人才开始疏离乡村社会.传统功名者,有的凭藉原有社会资源而在新体制下仍可谋得职位;有的不断追求自身蜕变,或入新式学堂,或负笈留学以更新知识获得社会承认.广布乡间的私塾,虽历经整顿、取缔,仍顽强生存.安徽教师教育背景反映了处于新旧学制更易时期多变的社会风习与心态.     

我所亲历的安徽农村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曾经发挥过显著的先导作用。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它的实质是体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构建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意义深远,因而在改革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安徽农村改革是一项非常宝贵的创新成果,正确地认识它、总结它、继承它,将成为继续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和知识财富。     

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点滴回忆

1980年代初,仿佛是一夜之间,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名头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身家百万的富翁,空前激励了全国的个体经营者。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事可没有那么的一帆风顺,“傻子”年广久因此大起大落、饱经磨难。《关于安徽“傻子”瓜子的点滴回忆》就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回忆年广九处于人生、事业低潮时,他予以的关心、支持及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深层思考。     

蓦然回首话樟林：早期广东侨乡研究的一点回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乡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广东作为侨乡大省,在中国较早开展了侨乡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有两项重要的侨乡研究活动：一是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组织的台山新宁铁路与侨乡社会研究,二是暨南大学历史系组织的潮州樟林古港历史调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习俗变迁

农村作为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突破口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社会习俗的相应变化。首先是在消费习俗方面的变化 ,即在服饰、饮食、居住和出行四个方面反映出的物质层面的变化 ;其次是礼仪习俗和民间信仰的变化 ,反映出在意识观念层面的变化。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习俗的变化 ,除了体现出社会习俗的基本特征 (即具体内容的传承性和变异性并存 )外 ,还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 ,如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逆性 ,在呈现多元化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可控倾向。     

19世纪80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

本文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进行了论述,认为由于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在初创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及早期的股票购买者大都得到了丰厚的股息回报,因而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人们开始把购买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货币资金纷纷投向上海股票市场,大量投机者也加入了股票购买者的队伍,上海迅速出现了一个股票交易的狂潮,各种中外股票大量发行,价格暴涨,供不应求。这个狂潮开始于１８８１年,１８８２年达到顶点。但由于人们盲目购买股票,对股票的发行和上市缺乏管理,以及投机过度,上海股票市场在１８８３年出现暴跌。上海股市的暴涨暴跌,不仅对上海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先秦时期安徽城邑的起源与发展

原始时期安徽南北方聚落出现早晚有别、分布不均;聚落选址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合理;类型丰富、规模有别;并开始出现了区域性政治宗教据点.夏商周时期安徽城邑分布和选址延续了原始时期的特点,但城址数量相对较少;西周城址开始在局部出现,春秋后期开始进入一个筑城高峰期,并出现了功能上的区分.安徽先秦城邑发展的特征可分为历时性与阶段性两类.     

特殊年代的高血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乡后,被选拔到大队部任电话员,负责上传下达,对内对外接待,转播有线广播等工作,可谓身兼数职。那年秋季,我接待了一位来招兵的军官,唤起了我的参军梦。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漳州报业

“我与闽南日报”征文陆续发表之后,社会上谈及闽南日报的人事沿革很多,旧事趣闻,倒也有观今鉴古之益,因采访搜集而记之：1949年9月19日漳州解放。解放后的第8天,即9月27日,中共福建省委第六地委（龙溪地委）创办的漳州解放后第一张报纸《漳州电讯》出版。刚办时为四开张两版,铅印日刊,每期印数2000份,社址在今青年路闽南日报社印刷厂,报社社长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漳州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高明轩,报社设编辑部、经理部,编辑部再分设编辑、采通、电台三部室。干部由闽南地委缅哨报》的人员、游击队知识分子及随军南下服务团团员抽调组成。后又从闽南公学调进20人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