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1957年》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风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饥饿的学生时代

最近我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吴传斗同志的《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这篇文章后,当晚曾辗转难眠,思绪万千,许许多多学生时代被饿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一幕幕地涌现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为那     

劳改行医的岁月

正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     

奚啸伯：空留一缕余香在人间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二流堂”那些人和事

在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派之间,曾有一场反对"二流堂及其小家族"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是在文化部在京各单位及文联各协会开展的。到了1957年,"二流堂"重庆时期人员的一大部分,北京时期的全部和"小家族"成员统统被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兴起又都无例外地成了反革命分子。那么,"二流堂"究竟是个什么组织?他们的命运,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何为"二流堂"抗日战争期间,位于陪都重庆的一所叫"碧庐"的大房子里,聚集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文化人。长住的有话剧编、导、演金山、张瑞芳、吴祖光、吕思、凤子,音乐家盛家伦,     

“牛棚”里的抗争

我投奔“牛棚”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被打成右派,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直没有摘“帽子”,是人民日报社一个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去农场时,我是很愿意去的,甚至比留在报社更愿意一些。原因是：1．“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两年多来,报杜对我严格孤立,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和学习,光要我闷头干活、游楼、挨打。来农场后我希望能参加一些学习、会议,参加斗、批、改。2．从报社回宿舍时,差不多每天要挨小孩们的踢打、骚扰,来农场可以避免这…     

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     

旧地图

我家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已经很旧了,纸已泛黄,而且上面画的尽是各种颜色的横道道。来我家的人全说:“这是一张什么地图呀?怎么尽是怪怪的横道道?”“换了换了,换张新的!”但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将它换掉。因为,就是这幅中国地图,把我的儿子从初识人语一直到培养成了一名大学生。     

京华初夏访沈醉

还是那么爽朗,还是那么健谈,握起手来还是那么有力,使你难以相信,站在面前的是位79岁高龄的老人。 “沈老伯,你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是呀,海外一些者朋友见到我时总问,你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压抑,怎么精神还这么好?我总是回答他们,我79岁了,背不驼、腰不弯,象受压抑的样吗?” 每天准9 时入寝,早5 点起床,散步、洗冷水浴,不抽烟、不喝酒(用沈老的话说:“我的名字已经醉了,哪还容得滴酒!”)除了垂钓无其他嗜好。这就是日常的沈醉。 牢记周公教诲 力行对民益事 话题从沈醉与江泽民总书记一张照片引起。在1991年元旦茶话会上,江泽民见到沈醉,很…     

书讯

《安哥的故事·哥哥不是吹牛皮》1957年他代表"祖国的花朵"给来华访问的胡志明献过花;"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第二年他父母被打成右派,送到海南岛     

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当 年就读南开中学、和我同时于 1948年4月参加地下民青的 女同学冯以平同志,解放后在 河北省团报工作时,与在团省 委工作的爱人白石同志,在 1957年夏那场“龙卷风”中双 双落入右派陷阱。这,在那个 年代倒也不算新鲜。奇就奇 在,到云开雾散后,这对患难 夫妻在改正错划后,原为一般 干部的白石同志,出人意料地 被破格提升纳入河北省委领 导班子,先后任省委常委、秘 书长、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 员,担当了许多重任。最近,我 逐步弄清了这场大起大落的 人生悲欢。     

忆田家英

我凝视着面前一张旧照片心里道：如果家英还活着,该八十了吧! 这张照片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和家英、蔡衣蕖送章嘉乐、汪大漠、叶兆麒去陕北参加红军时的留影,也是我保存的唯一有家英的照片。其中六人现在活着的只有我同叶兆麒了。衣蕖先我们而去,至于嘉乐和大漠,在董边编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还选了他们的纪念诗词,之后也相继去世了。     

“红色福尔摩斯”布鲁的遭遇

从一只手掌说起2013年10月齐心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习仲勋同志百年诞辰的文章,文中写到1944年他们结婚时,"时任绥德地区保安处长、被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的布鲁同志,还为我和仲勋拍了两张照片"。这使我又想起了我丈夫布鲁。我是在1938年1月来到延安的。在陕北公     

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     

关于反右派扩大化的若干思考

从1957年6月开始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直接后果是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反右派斗争规模之大,牵涉范围之广,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随万名干部下放农村

<正>一人生,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最好的年龄段,然而,我偏偏在这二十年里,被迫脱离了专业队伍,如果借用陶渊明的两句诗,稍作改动,可以叫做:"误落尘网中,一去二十年"。说到这里,人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右派,不是的。1957年我在中央党校,鸣放时,党校语文教研室每次开会,照例让我作记录,我只管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