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建始杨家坡洞发掘简报

湖北省建始杨家坡洞位于建始县龙骨洞下边。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有8目30科80种,其中有一些智人牙齿化石。杨家坡洞动物群为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其生存环境为热带—亚热带温暖湿润的环境。     

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扁扁洞遗址和黄崖遗址是考古工经考古发掘,扁扁洞遗址发现了烧土面和灰坑等遗迹,出土了陶片、石磨盘、石磨棒等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特征的遗物.黄崖遗址则仅采集了少量的兽骨,并出土了较多的陶片.以其陶片特征看,其年代与扁扁洞遗址相近.据扁扁洞内采集的人头骨碎片的14C年代测定数据,其年代距今9600～11000年.扁扁洞和黄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的几个问题

根据现有材料,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学遗存可以分为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早期为兴城文化,其年代跨度为龙山文化末期-夏代;晚期为柳庭洞类型,年代跨度为商-春秋战国。大六道沟遗址的考古遗存既包括新石器时代堆积,也包括青铜时代堆积,从而否定了原有的关于该遗址为单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观点。     

试论罗家坝遗存

罗家坝是川东北渠江流域新发现的一处早期巴化遗存,分布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首次发掘出土石、陶、铜、玉、骨器上千件和清理墓葬5座,其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性考古化遗存,与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史前化遗址有许多共存或继承的关系,为早期巴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试论镇江营文化

镇江营文化是本文以镇江营遗址早期新石器遗存为典型代表而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依据笔者以前对镇江营早期新石器遗存的文化面貌总结和分期研究,本文把河北易县北福地第二期遗存、北福地甲类遗存、涞水县炭山第一期遗存(H1)、安新县留村部分遗存、永年县石北口早期一段遗存进行归并,提出起源于华北平原西北隅,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交接地带的一支早期新石器文化——镇江营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分期年代学研究。     

西乌珠尔墓群族属补证的探讨

关于西乌珠尔墓群及其出土物的族属,最初有人认为该墓群属于契丹早期遗存,之后有人提出该墓群属于唐代室韦的遗存。本文从葬制葬俗、出土物形态及风格等方面,将其与契丹早期墓葬、谢尔塔拉墓地及布尔霍图伊文化墓葬进行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指出西乌珠尔墓群及其出土物属于高度契丹化的文化遗存,应是唐中晚期游牧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西室韦人的遗存。     

突出重点集中展示南京历史文化底蕴

汤山南京洞人的发现,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化遗存的出土,都充分表明了南京是人类明的发祥地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南京历史化积淀之深厚,化内涵之博大精深都是世所罕见的。在今天,应当如何集中展示南京这一历史化名城的风采,是需要详加推敲,认真探究的。     

试论史家湾遗存

甘泉史家湾和旬邑下魏洛遗址出有一批特征相似的陶器,本文详细研究后认为两者属同一类遗存,并将其分为史家湾、庙底沟二期和案板三期三种文化因素,据此提出史家湾文化的命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史家湾文化(遗存)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与史家湾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并认为陶寺早期小城的建立可能与史家湾化的东进有关.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     

广西百色地区全新世早中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本文对广西百色地区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动物群构成各方面的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全新世早中期百色地区自然资源一直比较丰富,先民始终以狩猎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不同遗址动物群构成方面的差异,应该与遗址聚落的复杂程度有关。     

试论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万州中坝子遗址是三峡地区一处以商周时期化为主的重要遗存。经过近年来的发掘,清理出商周时期的灰坑、墓葬、水田等多处遗迹现象,同时获得一大批陶、石、骨、铜器等遗物。根据陶器组合及型式变化和地层关系,本将中坝子遗址商周时期化遗存分为二期四段。通过对比,其年代与鄂西地区的中堡岛三期类型、川西地区的三星堆二期化大致相当。另外,因中坝子遗址位于古代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对该遗址的研究也为探索早期巴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北首岭遗址仰韶文化早期遗存研究

宝鸡北首岭遗址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并有少量的老官台文化遗存。其仰韶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庙底沟类型期、半坡类型期以及早于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仰韶文化早期遗存是北首岭遗址最主要的一类遗存,可称作"仰韶文化一期北首岭类型"。它发展为"仰韶文化二期半坡类型",年代在公元前5100~4500年。     

早期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早期夏文化研究,在确定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后,对早期夏文化遗存进行了年代学研究,着重讨论其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工程指认早期夏文化即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或称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并将夏文化的始年推定在公元前21世纪.     

南京直立人生存年代的研讨

南京直立人(晚期直立人)自1993年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不同单位所测定的年代则各不相同,从1996年的距今35万年,到1998年的42万年、1999年的50万年,再到2001年的58—62万年。从长江中下游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化的分布规律、南京附近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化年代、及南京人动物群与北京人动物群的对比情况看,南京直立人的生存年代不可能超过距今50万年,而应为距今35～40万年。     

试论广东东部地区的后山类型

后山遗存是分布于广东东部地区的考古学化遗存,有着较为鲜明的化特征和大致清晰的年代。该遗存既含有江浙地区夏商时期和江西吴城化的因素,与福建地区的同期化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此,称其为“后山类型”为妥。     

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遗存研究

关中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包含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大量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动物遗存信息,特别是有动物骨骼鉴定报告或相关论文出版的遗址,通过对典型遗址动物群的分析和比较,进一步阐述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特征、自然环境以及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对不同时期农业、家畜饲养、狩猎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类对动物骨骼的开发利用进行探讨.     

地震考古——用考古学方法介入地震科学研究

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考古学从来就十分注重相关的自然遗存与人类化遗存的关系。考古可以发现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古代遗存现象,这些现象既可能是化的也可能是自然的。这些现象还有可能涉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古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一定能够与人类化现象相关联。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考古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这也是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     

两广夔纹陶类型遗存年代问题商榷

以近似英文字母F形纹饰为显著特征的夔纹陶类型遗存在两广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仅广东省就已发现此类遗存100多处①。近些年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的发掘证实,以夔纹陶为典型代表的银岗一期遗存从地层关系上确要早于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银岗二期遗存,这是十分可喜的收获②。但是一些研究者将夔纹陶遗存的年代断为“大体为西周至春秋,有的延至战国早期”③,保守一点的估计也认为“这类遗存或墓葬约相当于春秋时期,最晚不晚于战国早期”④。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考虑到夔纹陶类型遗存属两广青铜文化的重要阶段,弄清其年代对建立可靠的两广地区…     

鄂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通过对鄂西北地区所谓“仰韶化”和“屈家岭化”的陶器特征组合群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探讨此地考古学化的演进与变异。鄂西北地区最早的遗存为与下王岗早一期性质接近的化,继而为与下王岗早二期性质接近的化,后为青龙泉早期化,再后为屈家岭化。青龙泉早期化与江汉平原的“屈家岭化早期”时间相当,但内涵差异极大,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研究述评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是以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为代表的遗存,可视作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学界对其性质进行了较多讨论,存在归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性遗存或十二桥文化早期等几种认识。由于三星堆文化资料较少,以尖底器出现与否作为区分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判断标准显得过于简单而不够准确。随着十二桥文化资料不断公布,将其视作十二桥文化最早阶段遗存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该遗存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和谱系研究的关键节点之一,还涉及到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关系,并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及对外交通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