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正《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有影响的报纸。它创刊于1902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停刊。本文所说的《大公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刊。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     

张季鸾三上庐山

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上庐山不只是三次,下面记叙他三次上庐山,因为事涉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事件,故旧事重提,仍有兴味。(一)上海救国会成立于1936年1月28日,正值上海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救国会主席沈钧儒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故交挚友,早在1919年,张季鸾在上海《中华时报》任总编辑时,沈钧儒是这家报纸的主笔,两人友情甚笃。但他们两人,在当时形势下,在是否立即抗战的问题上却各有主张。后来的人称沈为“热思维”,称张为“冷思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大公报》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在会议上宣布《大公报》今后编辑方…     

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

我的姑父张季鸾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总主笔。小时候,我在姑父家住过,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我20岁参加工作,就进入了《大公报》。我在《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的最初一两年,正是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

正《大公报》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报纸。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到迄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经有115年历史。100多年历经四个阶段:一是1902—1916年英敛之创办并主持的阶段;二是1916—1925年王郅隆出资接办时期;三是1926—1949年,由吴鼎昌出资,与胡政之、张季鸾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四是全国解放后,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时期。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     

《大公报》的资金与股份变动情况

1902年6月17日创办的《大公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是中国近百年历史的见证。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02-1916年为英敛之创办阶段,曾风靡一时;第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接办阶段,惨淡经营;第三,1926-1949年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阶段,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     

王芸生在1949年后

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解放前因主持《大公报》为人所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要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社逐步后撤,曾在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待的时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

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元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张季鸾,一代报人也,遽尔殂谢,识与不识,莫不同悲。国共两党要人同声哀悼,勉其精神。笔者愿借拙文重温张季鸾先生逝世前后的“感人的情节、隆重的追悼、无尽的哀思”,借以达到“温故而知新”。 张季鸾身患肺结核多年,然而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连载二)

访谈时间2004年10月访谈地点王芝琛先生家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许:抗战时期的《大公报》是其鼎盛阶段,其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可惜现今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请您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王: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起码表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气概,就是绝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出版一天报纸。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还只有天津馆,张季鸾看出天津早晚将不保,就极力主张克服各种困难开上海馆。设     

抗战时期王芸生与国民党的三次冲突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其继任者王芸生(1901-1980年)主持言论大权.王芸生与张季鸾相比较,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言论尺度有所放松,表现出与国民党相矛盾的气氛,以至连续发生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和"爱、恨、悔"等三次冲突,在当时陪都重庆引起不小的"风波".在这期间,蒋介石对王芸生颇为嫉视,感觉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态度不称他的心意.     

大公报:从民办到“官媒”的转变

正《大公报》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迄今仍在香港出版,已有114年的历史。不过,1949年之前,它还是一份民办报纸。特别是1926年至1949年间,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为创始人的"新记公司"时期,以"文人论政"为特色,以"文章报国"为己任,经历了发展壮大、成就辉煌的23年,并由此奠定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张季鸾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

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于西安时,张季鸾拿出了他富有煽动性的《告东北将士书》,作为《大公报》的社论登了出来,说蒋身系国家存亡,不容加以迫害,要东北将士向蒋立认劫持领袖之罪,送蒋平安返京。事后,张季鸾向我解释他所以为蒋介石卖力的缘故时说:“老蒋在这个时候是死不得的。他如果死了,中国就会完了;因为蒋死以后,就会出现三个集团,一为白色的集团,由蒋系军人结合而成;一为黑色的集团,由日本扶植的汉奸组成;一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集团。这三个集团必然互争雄长,各不相下,日本人趁机大举南侵,中国不就完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公报》发…     

父亲徐盈在五台山采访

正我的父亲——徐盈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云一时的著名新闻记者中的一位,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他活跃在"战时大后方"重庆的新闻界、文化界、经济界及军政界。实际上,他早已参加了革命,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领导。自1936年起,他开始给进步刊物投稿,因与"七君子"有来往,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1937年,父亲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转战山东、山西等地抗日前线,报道抗战各个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重视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的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很注意招揽贤达,来维护其统治,他又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并利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好名重节的情操,对张季鸾礼遇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9-1941)扮演的角色,常常被人忽略。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欲意迫使张杨继续“剿共”。5日,正在西安的张季鸾在华清池谒见蒋介石,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     

“徐老大”怕麻烦

创办于20世纪初的《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长、声名最著的报纸。     

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张季鸾与“三绝碑”

1934年(民国23年)10月10日,张季鸾回到阔别26年的故乡,谒墓立碑,在榆林居住一月半之久。回到天津《大公报》馆后,即写下了蜚声一时的《归乡记》,指出：“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