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公益诉讼的司法现状与制度优化

从2017年检察公益诉讼试点以来,中国的公益案件呈倍数增长,然而当前公益诉讼制度尚未健全,导致各类检察公益制度的衔接有待明确、诉前程序有待补足以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有待明确等问题.鉴于此,文章立足于当前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成果和全国实践现状,探讨当前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在构建上的经验与不足,致力于提出有效的优化建设性意见,回应...     

域外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只涉及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范围的内容,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具体规定并未涉及。相比较而言,域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发展比较成熟,虽然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但是其共同的目的保护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构建可以在适合我国国情及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借鉴。本文介绍了美国集团诉讼制度、英国告发人诉讼制度等等,并从中分析并借鉴其中对我国有益的经验。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诉讼制度的新型诉讼制度,它在我国的确立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需要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和一定时期的实践探索。针对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存在的诸多障碍,本文提出了构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些设想。     

从新《证券法》看我国证券集体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证券集体诉讼机制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新《证券法》的特别代表人制度为证券集体诉讼提供了更专业的解决途径,以"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参加方式将广大的中小股东集合起来,同时降低了诉讼成本.但集体诉讼制度在调动社会律师积极性、均衡中小股东利益、提高投资者保护机构效率以及在程序法上鼓励支持证券集体诉讼等方面仍有待完善.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中,由适格主体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和行政公益诉讼在域外各国成熟的司法实践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撑,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手段,文化遗产公益诉讼正在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逐步认可。公众作为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直接享有者,应当享有文化遗产权利,通过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中央和地方立法、司法机关通过听证会、观察员等制度进行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法律依据缺失、参与形式单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件缺乏等问题。虽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由检察院提起行政诉讼为主导,但应当拓展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深度,并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原告资格。公众可以为公益诉讼提供线索与证据信息,参与评估公共利益是否受侵害及恢复情况,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或以特定身份直接参与案件审理。我国需要从制度层面畅通信息渠道、落实全流程参与决策机制、落实人民陪审员、观察员、监督员制度并完善激励制度,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路径。     

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环境法律师团队积极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

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介绍,2015年1月1日新《环境保护法》生效以来,截至10月,全国法院正式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共30件,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郑世红律师代理了8件,其中包括了贵州首例环境美学损害案。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环境法律师团队积极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代理了全国第一例胜诉判决环境公益诉讼案,并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公布;代理了全国第一例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等近20件环境公益诉讼案,履行社会责任,为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构建

2015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解释.然而从根本上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文章将以法学理论为视角去探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构建,以期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协调维护个中的利益关系,推动我国环境法治的统一建设.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动因、现状、路径——基于96起案件的实证分析

我国文物保护管理体系长期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度有限。公益诉讼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能够从程序上突破传统诉讼制度对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且能够达到事前保护的效果,弥补文物行政执法的不足。本文以96起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时空分布、原告类型、被告类型、案件性质、责任承担、审理结果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总结当前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实践中的亮点与问题,并从路径选择、主体资格、程序设置、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就推进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提出建议。     

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探析

目前,我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规定过窄,阻碍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应有价值.公民是公共利益的载体和诉求的行使者,在法理上拥有公益诉权,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其在保护自然环境、节省司法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因此建立恰当的公民提起资格引入制度格外重要.本文分析了当下我国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及其不...     

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把“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公益诉讼主体规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目的是建立由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互相补充的起诉模式。然该规定是一个概括性和指引性的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将消费者协会规定为公益诉讼主体,确立了我国“基本法+单行法”的制度模式。随着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常态化、扩大化,消协自身力量有限和我国市场经济处在发展和完善之中。本文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探究,对适合我国的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进行比较,提出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体系的设想,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浅析环境侵权的救济——环境公益诉讼

当环境公害成为全球化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但是该制度在我国仍然是新生事物。如今,生活中为维护公共环境权益,势力单薄的个人与实力强大的企业对簿公堂的案子屡见不鲜,民众迫切要求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辨析——以2007年至2012年公开报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样本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别诉讼类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环境公共利益,它是原告基于环境和生态自身受到损害而提起的旨在治理和修复已受损的环境的诉讼。当前许多被认定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其实并非真正的公益诉讼案件,众多学者们的环境公益诉讼分为环境民事公益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错误认定,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未合理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而将其与环境侵权诉讼相混淆所致。本文在总结各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2007年至2012年公开报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实际案例加以论证说明。     

寡头的战争

俄罗斯最著名的两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阿布拉莫维奇,在异国他乡英国伦敦上演了一场诉讼大战,无论涉案金额,还是双方律师费用,都创下英国司法史上新纪录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期限制度检视与完善

在紧张的司法资源背景下,诉前程序对于推进国家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审前筛选、缓和对抗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独立的价值,期限制度的存在、完善与发展也有其正当性理由.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期限制度的相关考量因素加以阐述与分析,考虑对履职期限有一个刚性到弹性设置的转变,使其可以在司法实...     

法的外部性研究

法的制定与实施常常给他人带来非自愿的成本或收益,本文称之为法的外部性。法的外部性,导源于现代社会法律的经济性、公益性等特征不断增强。内在化法的外部性,须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立法权,完善立法程序,建立立法损害补偿制度;须在完善公务员奖励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的同时,降低提起公益诉讼的私人成本,提高公益诉讼的私人收益。     

郭建梅 拓路之魅

在2009年,郭建梅因为一则电视广告而被大多数人所知。她普及了一个词:公益律师。"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她已经走了14年。她是中国最早的公益律师。1995年,作为记者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     

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以“撒旦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撒旦的诉讼"题材的若干文本被誉为中世纪程序法的"随身手册"。但其中蕴含的情感设定使这些文本也成了情感史研究的极佳素材。通过比较14世纪初"撒旦对人类的诉讼"以及14世纪晚期的"贝利亚的诉讼",我们可以把握变动中的法庭情感标准以及教会法针对律师行为(尤其是情感表达)所作的规范。相比沿袭了俗语文学惯例、容忍法庭上愤怒的情感表达的法语改写本,"撒旦对人类的诉讼"的拉丁语原本呈现了平面的情感模式,将愤怒设定为魔鬼的标准情感。而在内容更为复杂的"贝利亚的诉讼"文本中,特拉莫的雅克设定了一个善于伪装和控制情感的魔鬼律师,以此警醒法官不要被律师的表象和谄媚所迷惑。进一步对比14世纪巴黎高等法院的情感规范,我们能够发现教会法对世俗高等法庭在情感观念上的影响。     

代表人诉讼检讨与群体性纠纷解决的未来走向

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应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需求,在合理借鉴西方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而创设的权利救济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立法技术较高的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的司法能力、司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这一状态在现有的政法传统和司法惯性的作用下有可能还会持续。因此,基于现实的考量,中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在私力救济、行政干预、社会组织和律师介入等方面稳步推进。     

中共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的进展及成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明显成效。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出台了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具体举措;完善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了防止人为干扰司法的制度。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逐步推开,积极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试点和司法公开;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果,全面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不断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司法程序。司法便民利民举措陆续出台,实施了立案登记制改革;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正在逐步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