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其启示

范澜结合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研究中国历史的体会,从史学方法论的高度阐述了如何坚持马列主义,如何运用马列主义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恰当地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原则具体分析中国历史等重大问题。范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范澜在特定政治运动中的一些不当言辞应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全盘否定。     

《历史研究》的中国文明观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明是汤因比研究比较的非西方明中的重要明形态,他在《历史研究》中多次涉及并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汤氏重视研究非西方明重要价值,也有其历史局限。     

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间的桥梁——读《西方历史哲学导论》

对西方历史哲学的介绍和评析,近年来成果累累。在大量译著出版之后,也有许多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的著作,阐述对西方历史哲学、或曰历史学理论的看法,在扬弃的基础上,无疑会对中国的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既有偏激、消极的东西,也有合理、积极的成分。它促使人们思考历史观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实践可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以下启示：注意范式转换;超越西方与中国、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发掘新对象、新材料;重视微观考察和小型叙事,加强区域社会史研究;引入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开展人口、资源和环境史研究。     

正确的历史观应该成为历史教师的基本素质——试评“西方中心论”对历史教学的影响

历史观是指导史学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基础,对历史发展规律宏观把握的程度如何,决定着历史教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作为历史教师,应当具备较高的史学理论素养,运用正确的历史观来统畴历史教学的内容,这样才能将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又能从史实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启示和教训,更好地发挥史学育人的功能。就历史观的角度而言,至今对人们影响较大的理论观点就是"西方中心论"。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性,也经久不息地批评着西方学者这种片面的理论观点,然而,人们在讲授本国历史时不自觉地仍以西方为参照,从而影响了历史认识的正确性。因此,历史教师确立"中国中心观"是当务之急。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雷纳德·格尔柯历史地理学思想简论

雷纳德·格尔柯是当代加拿大享有盛誉的历史地理学家 ,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上颇有建树 ,其学术观点代表了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界一种流派。本文旨在通过对其历史地理学主要学术思想和观点的评述 ,以期对国内学者认识和了解当今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观点有所帮助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钱乘旦、王宇博的《换个角度看历史》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存在着许多线索,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线索来了解世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相关的研究工作从解释西方学者的研究理论与成果开始,逐步发展为构建自己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世界近现代史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历史时间、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科泽勒克与当代史学理论

以叙事主义为主导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历史认识的想象性和历史表现的故事性,将历史真实性问题转化为意义之赋予和效用的问题,丰富和改变了有关历史实在的讨论方式,但同时也让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科泽勒克的史学研究实践表明,对历史时间问题的思考或许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历史实在与历史表现之间的复杂关系,弥补叙事主义的不足。他的史学研究以历史时间为主线,以概念考察为实例,指出历史行为主体的经验可以衔接实在与表现。科泽勒克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彻底的历史性和时间性,这为克服历史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提供了启示。以时间性为切入点来反思历史实在论,可能有助于弥合历史与史学、生活与思想之间的鸿沟。     

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读卡尔的《历史是什么?》

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一直在探寻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卡尔继续着历史是什么的千年话题,他进行了大量的具体的历史研究,通过研究历史的核心问题,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回答了历史是什么这一史学理论的著名难题。本文试对他的研究过程剖析,以便揭示他研究历史的方法,从而能更深入地研究历史的本质。     

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杜会生产关系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合乎生态规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在加强环境伦理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台,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构建

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人从译述日本的西方哲学史著述开始,初步介绍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而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又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自20年代中期起,一批史学家、哲学家不满足于二手材料,强调从原著入手加以研究,这推动了西方哲学在国内传播高潮的到来。由此可见,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俨然成为西学东渐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因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等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故其传播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史学性质科学说等关键命题都有相当多的回应,这引发了时人的深入反思,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深化。     

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及批判

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呈潮涨潮落之势。近年来,西方提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历史虚无主义又在中国重新泛起。为了更好抑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研究。通过研读相关文献,本文从演变过程、本质内涵、危害和策略几个维度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梳理,并指出当前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绘有著名的历史地图,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而主要是以编绘政区疆域山川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的综合表现。明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入中国,但就是整个清代而言,大多数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的写意山水方法进行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这方面日本人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从20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了繁荣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如存在将历史地图看成文化工程而不是科学工程、强调绘制技术忽视基础研究的误区,从而影响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使用功效。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四大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