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胡适与实验主义史学新探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西方学理输入中国的主要先驱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之一.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的史学及吏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

今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他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堂,并逐次出版其学术著作而为学界所知之时,其作品内涵非但与马克思主义无关,亦且与专业史学毫无牵连。身为黄侃在北京大学的授业弟子,又是顾颉刚之同窗挚友,范氏是受到胡适和梁启超所提出之典范引导,以致逐渐向整理国故运动靠拢,而其早期著述也在当世被视为整理国故之一环。此一隐没不彰的案例可以体现盛极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内涵之复杂性。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缺失

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新范式的同时 ,也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失 ,这具体反映在考据史学的局限以及疑古思潮的偏颇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缺失 ,恰恰说明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终究只是一场“半新半旧”的学术变革。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整理国故”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都是"整理国故"思潮的具体实践。郭绍虞"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的研究范式遵循了"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和"求真"精神;他对中国诗学范畴的辨析、对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史料学建设和诗话研究,与"整理国故"运用新观念、新思想积极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相一致的。但郭绍虞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整理国故",注意恢复和发现古人的言外之意,因而显现为一种创造性还原。     

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20世纪前 30年间 ,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的竞争进程 ,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出学术的部分 ,首先检讨论争双方的观念本身 ,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 ,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 ,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在最初论证其正当性和必要性时 ,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 ,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变了态度 ,越来越从破坏的角度诠释整理国故。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活动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 1 92 3年和 1 92 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 ,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 ,后者却主张推翻国学。这一态度逆转与世风密切关联 ,许多新派学者正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 ,为划清与“旧派”的界线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实用主义哲学的转变——从杜威到胡适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杰出的代表,在他的时代,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达到顶峰,并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国。胡适是杜威最得意的中国弟子,他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杜威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经验自然主义本体论和工具主义认识论两个方面来论证胡适对实用主义哲学的改造。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在考据学方面,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现代大学之梦:胡适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现代大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与救亡图存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国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则经历了"作育专才"说、"研究高深学问"说和"造文明"说三个阶段的递进。胡适在这一递进中,堪称"造文明"说的先驱。他的"兴大学,造文明"之梦生发于留学时期,实践于归国以后。这一努力虽然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胡适也不免有沮丧之感,但总体上还是应之以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胡适的现代大学梦最终重挫于内战,然其诉诸"造文明"的大学理想,不啻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当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

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如果说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当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另一个重要趋向是对边疆史地研究。     

折中的“重估”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在1919年被胡适用以概括“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该口号的提出本有特殊语境。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有了新的趋向,尊西趋新、反传统已不再具有类似“政治正确”的独尊地位,原本被尊崇的“欧化”、被否定的“国故”都面临重估。在此背景下,《新青年》派与《时事新报》同人关于“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的争论,成为傅斯年、胡适调整表述的契机,促使他们使用更折中、开放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来回应对方质疑,并容纳多元的新派。在这一情境中提出及流行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有多重属性:胡适在表述上统合种种不一致的新思潮,又暗藏其对中西文化的主张,并针对新兴的“主义”;因其开放性,它在流传中更被不同地理解与使用。这一口号的多重性体现出历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以往认知的更为丰富。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严复与胡适的教育救国思想之共同点

严复、胡适分别是戊戌变法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位著名学者,都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并且两人在思想上也有着相通之处,那就是教育救国思想。具有留学经历的两人,深受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熏陶;面临着中国的危亡,二人都认识到国民素质对国家兴盛的影响,并提倡提高国民素质;批判传统教育模式,兴办学校是二人教育改革的关键。     

从胡适留学期间的英文著述看其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

胡适于1913年11月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学生运动》的文章,该文是他参加当年的世界学生同盟会第8次国际大会的感言,阐发了他对于国际学生运动的认识以及中国留学生与这一运动的关系。这篇文章以及胡适留学期间发表的其他英文著述,对于我们理解胡适由"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可以弥补1913年1月至9月由于胡适日记缺失而空白的一段社会活动记录,同时,这些英文著述也为胡适英文文存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新的内容。     

浅析胡适参加1946年制宪国大的原因

1946年年底,胡适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的制宪国大。胡适参加国大的原因,缘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做出实行民主的姿态,希望制宪能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以及胡适对中共革命的戒备。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只是将宪法视为工具,并无真正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意图。胡适参加1946年制宪国大实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胡适与1930年代北京大学的改革与纷争——兼论林损辞职事件

胡适在1930年代参与北京大学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纷争.特别是在1934年因北大国文系教授林损"请辞",竟让胡适集谤汇讥.事实上,胡适透过具体建制里的人事择汰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及学术之发展,固有争议,却是理有应然.     

从“胡适禅学案”看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学研究之分歧

本文从方法论和思想史的角度对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胡适禅学案"这一段禅宗思想史上有名的公案的分析探讨,揭示了这一段公案背后真正的分歧所在以及对这段公案的反思和评价。在将胡适的禅宗研究方法和铃木大拙的禅宗研究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了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立场,并尝试性的对信仰与学术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