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

从1951年11月下旬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1952年1月进入高潮,经过短促突击和猛烈斗争,至同年8月结束。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每一步怎么进行,某一地区、某一单位必须打出多少只"老虎"(三反运动中,把贪污犯称为"老虎"。贪污一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的为"小老虎",贪污一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当时通行的是旧币,从1955年3月1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同志： 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这篇文章,我有些看法。“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其中意义,不过是“三反”内容如同儿歌似的经常挂在嘴上：“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这些运动所反对的方面应该坚决打击,     

新中国"三反"运动的来龙去脉(上)

一场原本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发起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各地触目惊心的贪腐报告面前,急转而下,变成了矛头直指新政权内部的"三反"运动!重读《甲申三百年祭》和警惕"糖衣炮弹"的告诫,在安逸享乐面前,是那样的苍白而讽刺!面对"中央一些部门有40%的干部贪污,全国估计有1亿以上",毛泽东断言"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言犹在耳,在反腐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厘清这段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三反运动述评

继 1 95 1年冬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之后 ,1 95 3年初中共中央发起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是建国以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是刚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之先声 ,并为此后解决各级党政机构内部的官僚主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反”“五反”激流中的民主人士

1952年元旦过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运动之初党政机关内部揭露出来的贪污、受贿等问题,对于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可谓触目惊心。毛泽东下大气力全面部署,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党政机关到各大军区及志愿军部队,他都亲自布置指导“打虎”斗争。刘青山、张子善这类原为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一经揭露为贪污腐化的“大老虎”,党纪国法一律严惩,绝不宽贷,这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扫除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茶拉开战幕。建国之初共产党领导的这…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三反"运动中的"打虎"用语简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运动,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增产节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等。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泽东文稿》)中对这些运动有不同形式的反映,翻开《毛泽东文稿》第3册,“三反”运动期间有很多与“老虎”连在一起的名词、术语等,以下拟对有关提法略作简析。     

揭露高岗的“东北一党员”

1952年1月27日,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和东北局党校教务长萧一平联合用“东北一党员”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由当时兼任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三反”、“五反”的薄一波转的,主要内容是：“一波同志转亲爱的毛主席：今将我所知东北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点滴情况报告于你。东北     

“三反”运动的几点回忆

1951年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我由市土产公司调到市工商局“三反”办公室工作,历时六七个月,自始至终,参加了我国建国初期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留下难忘的印象.挽救干部的“三反”运动建国初期,我市商业系统的百货、土产、粮食、花纱布、煤建、盐业、信托、零售8大公司由市工商局领导,其业务及党的组织关系仍隶属中南区一级的专业公司.为了加强对“三反”运动的领导,市工商局除派干部(或工作组)下到各专业公司外,并由八个公司各输送一名干部上来,成立“三反”办公室.当时与我共事,至今仍有印象的有粮食公司     

“三反”运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建设

1951年底至1952年6月,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除惩贪"打虎"外,"三反"运动还着眼于从制度层面解决如何杜绝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三反"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各部门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这场运动不但惩治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而且推动了党内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发展、国家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公有工矿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从而促进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建设。"三反"运动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也是"三反"运动的深层影响和意义。     

读者来信摘登

《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一文引文多处有误。 贵刊2012年第11期《毛泽东怎样指挥三反运动》一文,多处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下同）第三册中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批示。可惜多处误引、错引或引用不全。     

1953年反“分散主义”问题初探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认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出现了脱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倾向,因此发动了反“分散主义”运动。1953年前,毛泽东就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初步调整。1953年,毛泽东在开展“新三反”运动的同时,发动了反“分散主义”运动,对中央人民政府整个系统进行了根本调整。此后,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与1949年初建时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体制上加强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份重金缉拿毛泽东的通缉令

1935年年中,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所向披靡。蒋介石黔驴技穷,于9月7日发电给时任“剿匪”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重金悬赏缉拿毛泽东及其他红军领导人。这位蒋委员长还亲自为通缉令制定具体“赏格”:1、生擒毛泽东者奖洋10万元,献首级者奖洋8万元;2、生擒林彪、彭德怀者各奖洋6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4万元;3、生擒博古、周恩来者各奖洋5万元,献首级者各奖洋3万元……毛泽东得知这一悬赏通缉令,嘲笑说:“我毛泽东的人头这么值钱?又涨价了,可惜他蒋某人这次又要落空了。”张闻天则诙谐地附和:“我们也给他蒋某…     

反对腐败 加速走向制度化

邓小平指出,自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时能比的。那时,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在“三反五反”风暴中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 ,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三反运动随即席卷全国。１２月８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要求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中南局闻风而动 ,召开紧急会议 ,专门讨论和部署三反。会议认为 ,工作浪费 ,以财贸、企业、机关等单位最为严重 ,城市又大于乡村 ;个人生活浪费 ,以负责一方、一个独立单位的大小首长最为严重 ,且多为老干部。贪污者以财贸、企业、公安、各单位事务部门 ,有关生产的部门中干部居多 ,其中又以旧人员为多。中南局要求把三反作为审干、…     

“三反”运动的点滴回忆

解放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资本家中的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采取向国家干部行贿等种种非法手段向工人阶级进攻.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部分国家干部沾染和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习气,有的甚至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揭露高岗的“东北一党员”

1952年1月27日,鞍山市委书记杨春茂和东北局党校教务长萧一平联合用“东北一党员”的署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由当时兼任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负责“三反”、“五反”的薄一波转的,主要内容是：     

对毛泽东“技术加政治”思想观点的探讨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大视角思考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大跃进”运动,国家多投资了２０亿元,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然而,这种高积累...     

古汝村从濒临灭绝走向新生

政府向农民发放种粮陈宗烈摄多庆湖有多深,古汝的灾难就有多深;“曲辛”英雄流了多少血,古汝人民就流了多少泪。东方升起的金太阳,是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这是亚东县堆纳区多庆乡古汝村翻身农奴在“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以下简称“三反双减”）运动取得胜利后广为传唱的一首歌谣。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中共亚东县委派出由我担任队长的十人工作队,进驻堆纳区开展“三反双减”运动。为了使运动健康发展,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我和其他三位同志进驻多庆乡古汝村蹲点。遵照县委指示,我们进村后立即挨门挨户进行访…     

“三反”运动中的张顺有事件研究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继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之后发起的又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其运动目标是党政机关与人民团体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本文中的张顺有事件即是发生在"三反"运动期间的典型个案,这集中体现在它所揭露出的官僚主义问题上。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剖析,文章探讨了一位普通农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的治理策略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它也彰显了执政者的统治技术在失衡与调适中不断前行的实践轨迹。     

“一打三反”在我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运动便一场接着一场,其中涉及农村而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1969年冬至1971年春之间的“一打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