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的史论

史论的创立，由来已久。《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汉书》有“赞”，《三国志》有“评”，《晋书》以下，则多为“史臣曰”。《晋书》往往在有些例目前加一段序言，说明设立之原由凡例，有时也进行评论，亦可视作史论。自史汉至晋书，史论总的趋势...     

古代官吏住房小议

中国古代,官吏的住所简称“官舍”,常与官衙挨得很近。《晋书·陶侃传》有言：“迎母官舍,乡里荣之”。陶侃当官后,接母亲到官合居住,很是令人荣耀。     

《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建国佚史考

《世说敬胤注》所保留晋元帝君臣谋划建国路线的佚史为重描东晋建国史提供关键线索,由其可知在“以天下无主,便宜登大位”的“中兴”路线和“修桓、文之事”的割据路线外,东晋立国前夕元帝曾谋划过“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的“创革”路线。唐修《晋书·元帝纪》部分内容明显由此条敬胤注改写而来。通过逐一比勘诸家晋史,可确定敬胤注为虞预《晋书》佚文,文字改易很可能发生在晋末徐广《晋纪》修纂过程中,并为唐修《晋书》所沿袭。以此为基础,可重新勾勒出东晋立国路线在“中兴——创革——中兴”间转换的复杂面相。     

唐修《晋书》时间考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关于它的修撰时间,却历来众说不一。《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棻传,称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后人多取此说,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余嘉锡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中的《修晋书诏》日期,认为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修成时     

隐士杨轲

隐士杨轲雪潇十六国前后赵时,天水出了一位著名的隐士,他就是杨轲。《晋书·杨轲传》说他“少好《易》,长而不娶”。可见他的性格与秉赋之迥异于常人。由于他的学识既广博又精微,前来向他求学的徒弟超过百人,而他却只向不多的几个自己认为是精英的入室弟子亲自讲授。...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王羲之的书法和十七帖

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第127页插图“王羲之手迹”是从《宋拓王羲之十七帖》临摹本中节选的五行草书。王羲之,字逸少,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因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羲之生卒年代,一说为公元321—379年;一说为公元为303—361年。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当时人称他写的字“江左中朝莫有及者”。后来梁武帝在《评书》中赞美说:“王右军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这个评语,为历代书法家所赞同。《晋书·王羲之传》说他为人“以骨鲠称”,字随人性,书如其人,骨鲠的性格,雄强的字势,常属自然。据记载,王羲之十一岁时,遭逢国破家亡之难,随父兄南渡。后来他不满东晋偏安局面,常     

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校注》读后

《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存在着一些错误和遗漏,自20世纪初以来,除中华书局本《晋书·地理志》做过相关校勘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外,未见其他专门研究《晋志》的系统成果,《晋志》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学术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伴随学术理念的变迁、     

慕容魔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

通过将《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与《晋书·黄泓传》、《晋书·慕容魔载记》、《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313）条相关史料对勘,作者认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中记载的“卢江黄泓”与《晋书·黄泓传》中的“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的“黄泓”应当是同一个人,在黄泓入燕之前的籍贯应为“魏郡斥丘”,属司州。此人归附慕容魔之后,是先为“谋主”,后为“参军事”。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

我国铜钱何时开始称“文”,说法不一。陈直依《颜氏家训·治家》所记。“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认为“在六朝时,称几钱尚不称文”。彭信威依《晋书·食货志》所记:“极远者输算,人二十八文”,认为南北朝时,我国铜钱已开始称“文”了。查记述南北朝以“文”称钱的史籍,大约有《南史》、《晋书》、《宋书》、     

从《大人先生传》看阮籍的思想变化

历来读者对阮籍《大人先生传》有多种解读。结合阮籍一生的经历,文中的“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四类人格意象分别代表了早年充满名教理想、“高平陵事变”导致早期理想破灭转而全身远祸,中年之后追求精神解脱,晚年经过了一系列苦苦探索最终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阮籍。     

先唐“十八家《晋书》”内涵考辨

今存关于"十八家《晋书》"的最早文献乃唐贞观二十年所颁布的《修晋书诏》,但诏书仅列十四家之名。谢沈《晋书》和裴松之《晋纪》虽不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均居诏书所论十四家晋史之列,唐修《晋书·谢沈传》和《南史·裴松之传》亦皆称二人所撰晋史"行于世",二书初唐见存当不容置疑。王韶之《晋纪》又称《晋安帝纪》、《崇安纪》,《史通》、《新唐书》均将其列入杂史类,而《隋书·经籍志》却将其误置入"古史"(编年体史书)之列。"十八家《晋书》"本指《隋书·经籍志》所列除王韶之《晋纪》之外的十八家晋代"正史、古史"而言。谢沈《晋书》和裴松之《晋纪》二稀见本在唐初并未亡佚,颁布《修晋书诏》时,存世晋史实有二十家。《修晋书诏》沿袭旧说,却又将谢沈《晋书》和裴松之《晋纪》归入"十八家《晋书》"的范畴,"十八家《晋书》"遂成初唐见存先唐晋史的通称。     

中国式离婚

“离婚”这个时髦的词汇,其实起源非常古老。最初见于《晋书》,书中记载：“有个叫毋丘俭的人即将被诛,他的妻子按照法律应当连坐处死,幸好妻子族里有个兄长跟皇帝有姻亲关系,于是向皇帝求情,恳请让他们夫妻离婚,来保全妹妹的性命,皇帝准许了。（其族兄颤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gdi）其命。诏听离婚）”但是,《晋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的,这个记载无法证明究竟是魏帝诏书先用了“离婚”,还是唐代措辞。     

《晋书·地理志》阜陵沦为麻湖说辨误

《晋书·地理志》阜陵沦为麻湖说辨误舒峤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地理志》淮南郡阜陵县下注云：“汉明帝时沦为麻湖”。鄙意以为这实乃误记,其理由如次。麻湖,。或作历湖,见于秦汉以来诸地志,在今安徽省和县西３０里,明永乐中堙塞（《明史·地理志》）;阜陵,酉汉已...     

“两个”嵇康,一份孤绝

“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关系》一、嵇康其人及其所处时代“嵇康字叔夜,谁国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恬静寡欲,含垢匿暇,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晋书·嵇康传》）他…     

苏东坡的养生之道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集诗、词、文才气于一身,又是书、画行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同时,苏轼又是美食家,有自己的爱好和品位,他特别爱吃甜食,如有上好蜂蜜,他每天要吃上五盒;姜蜜汤则要喝上几碗,说它“甘芳滑辣,使人意快神清”,有自己独特的体验。他特钟情于崖蜜,即今人所说的崖蜂蜜。《神农本草经》说此物久服能强志轻身,不饥不老。像许多文人一样,苏轼亦喜酒,但酒量不大,尤其不能饮烈酒,稍饮烈酒即醉。酒淡了又觉寡味,于是,他悉心研制出一种蜜酒,味甜香醇,很适合自己的口…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始末考

本文认为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既不是为了“尊扬皇室 ,证明先世之渊源” ,也不是由于太宗受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刺激” ,要借此为自己“辨解”和得到“慰解” ,而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 ,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据唐人李延寿记载 ,早在贞观十五年 ( 6 4 1 ) ,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修撰活动。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本文在揭示唐修《晋书》的真正原因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基础上 ,指出《晋书》的五条史学价值和三条不足之处。历代对《晋书》的研究 ,清代为校勘、正误和补表、志的开创时期。民国为《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以及补表、志的最后完成时期。新中国为《晋书》校勘、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史家在深入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时 ,对《晋书》所载各类史实典制作了进一步的厘清 ,并对《晋书》的整体性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释《新唐书·方镇年表（一）》“遥领”

释《新唐书·方镇年表（一）》“遥领”陶卫宁《新唐书》卷六四《方镇年表（一）》载：“（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年）,泾原节度使马诉地贫军不给,遥领郑、颍二州。”说到遥领之事,最初滥觞于三国时期。到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遂达到“鼎盛”。《晋书·地理志》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