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门”：文凭之博弈与拷问

近日,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唐骏深陷＂学历造假门＂事件,成为媒体的焦点。自此引发出了一系列＂学历＂造假事件,大批名人以＂唐骏＂为鉴,纷纷修改自己的学历。＂学历门＂暴露出的是＂文凭＂之间的较量,然而这种＂注水＂文凭的较量,造成了人们对于众多名人学历真假的怀疑,甚至于对于整个社会诚信度的怀疑。由此可见,＂学历门＂事件的爆发,并不单纯是＂唐骏＂个人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社会诚信问题的呈现,整个＂学历门＂事件引发的是对中国教育和社会体制的深层次思考。中国自古就热衷于文凭。随着历史的演变,时代的发展变化,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解放以来,学术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因此,不少关于评价梁启超的文章,对他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作用,一概骂倒。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文史摘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民族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他首先提出了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并在1900-1923年间，不断研究、总结，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观点，使之更加符合中国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形成了公认的中国民族史学科，从而丰富了中国史学的内容，同时也显示出粱启超的史学研究是以民族史为中心的。在历史研究应该以民族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也突出了这一精神，他认为，中国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代。     

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

戊戌政变以后的唐才常,一方面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兴中会有接触,思想矛盾,主张模糊。反映在他所领导的自立军,也就呈现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究竟对唐才常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应该怎样估价呢?究竟自立军是进步的起义还是反动的“勤王”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我以为唐才常是在近代中国起过     

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尽管,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梁氏对历史统计学的认识与运用是他在20世纪初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史学遗产,给予我们宝贵的启迪.     

梁启超对中国通史的编纂和设想

梁启超研究中国历史,极为重视会通的观点,重视通史的写作。他认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以便于鉴往知来。梁启超治史一生,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要写一部适合国民需要的中国通史。为此,不论是在中国通史的写作和设想上,或     

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与严中平同志商榷

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发表了严中平同志对哥伦布评价的文章;他对哥伦布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称之为“殖民主义海盗”,并且借用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之口,说他是一个“不可能进行逻辑思考”的“疯子”。这样,严中平同志就在历史学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对于像哥伦布这样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的问题。     

回娘家

淮海地区闺女出嫁后接过对月,和娘家来往就随便了,有事立即可以去,办完事马上可以回来。在娘家逗留的时间长短,完全以娘、婆两家的情况需要和自己的意愿来确定。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些日子娘家必须派人来接;也有些日子闺女一定要回娘家的。这样的日子一般都在农闲时节,家里和地里的活不多。比如春天,民谣就唱：＂三月三,好日子,家家户户接闺女。＂又如丰收后民谣也唱：＂割完麦,打完场,谁家的闺女不想娘。＂     

《施琅评传》简评

明末清初,在我国东南海疆,曾出现一个复杂的、对历史发展有过很大影响和作用的人物,这就是施琅.他到底是国家的“罪人”,清朝延的奴才,还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历来众说纷纭.厦门大学历史系施卫青先生撰写的《施琅评传》,对其一生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中肯的评价.这是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施琅最系统、深刻的一部专著.这部书有这样几个特点:不为尊者讳,不为古人讳,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的优缺点、功过得失作出富于理性的公正的评价.如在评述施琅与郑成功分裂的问题上,既指出施琅高傲、自负、急于功利等缺点以及诸多不理智行为,也指出郑成功苛求部属、主观武断、不善于处理人际问题的过错.这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直面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还历史人物以人的本来面目.     

"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

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进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会通中西、杂糅古今,是一套独特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诠释方式."新史学"的"新"义,不但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土,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     

评海外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人物,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人物之一。比较而言,海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加重视梁启超的思想层面。就笔者所读到的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有：李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现实价值

红色歌谣在陇东流传已近90年,其价值与意义不可忽略。比如陇东红歌中隐藏的对相关时代历史事件的记述,成为当下乃至今后进行红色教育的重要题材,而这些历史事件,也成为见证陇东革命斗争时期的活态档案,是往后进行艺术创作和党课学习方式转变的难得素材。     

华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离开人,也就无所谓历史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被梁启超誉为“千古不朽之名著”的《史记》,就是一部以人物传为中心的通史。司马迁     

从书信看梁启超生活侧面

敝人研究梁启超有多年,深体梁启超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在民国史上像他如此多方面发展与影响力之大者并不多见,尤其是平均每天二千言的著作,就足以令人惊叹其元气淋漓的生命力。然而,梁启超精力旺盛,思想“流质易变”（师康有为语）,以（饮冰室全集）即可窥见,想了解他并不容易,因此对他的评价似乎仍难以定论。本文不拟论判其人是非功过,因为自忖学问不足,时日也未成熟,只就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阅读有一、二百封梁启超写给挚友的书信（有九成以上是写给蹇季常）,仔细拜读,细览军思,使吾人对梁启超的认识,也更加地深入…     

胡适的精神品质

胡适在谈及自己生平为人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王元化先生说他最欣赏胡适这句话。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胡适是＂五四＂一代人物中,唯一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致,一以贯之,而没有太大改变的人。他晚年在纽约向唐德刚口述自传,谈到＂白话文运动＂时,所持观点和三十年前几乎一字不差。直到逝世前,他谈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时,仍旧是他在＂五四＂后不久提出的那十五个字：＂拿出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终其一生没说过太违心的话、没做过太违心的事,这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     

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英通使的开端。对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已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深入考察。比如,这次使团来华究竟是否提出过传教要求?它是怎样接受和完成东印度公司交给的关于传教士方面的任务的?在这次使华过程中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如何等等,就是如此。概括起来说,也就是英使访华与传教士和传教问题的关系。本文拟就此问题做一粗略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相互的观点:非为比较而比较

历史研究的比较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比较,比如黑格尔、汤因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进行了大量历史比较,斯宾格勒也是如此。可以说,没有对不同文明的比较,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无从谈起。二是宏观历史研究意义上的比较,其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某个历史哲学的命题,诸如必然性与偶然性之类,而是为发现所比较事物或现象的异同,论证客观历史进程中该事件本身的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法律——对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的法律思考

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被边缘化的劳动者极端地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该事件不仅暴露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折射出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位。同时,富士康在对＂跳楼门＂事件的处理中也存在着与法治精神和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地方。本文就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