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度学体系中的牛津大学佛教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是近代欧洲东方学重镇,其梵语研究乃至整个印度学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佛教研究于19世纪初兴起后,牛津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很快与中国学研究相结合,在梵语、汉语佛教文献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本文以近代国际东方学的发展为背景,揭示了佛教研究在19世纪牛津大学印度学学科体系中的成长脉络.本文还探讨了牛津大学印度学家威尔逊、缪勒等人介绍中国西行求法高僧游记、推动在华寻找梵语原典等活动.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一)

2.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 a.古典历史主义的危机 19世纪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学中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开端,应该从这一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的整体关系加以观察;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得到了贯彻,另一方面是工业社会的整体规模还不明显。19世纪末期,对于以前只是偶尔为人注意的、而在历史研究与历史编纂学中得到国际承认的科学概念与科学实践的不满增强了。在德国、法国、美国和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场对于历史研究与历史     

中国的埃及学研究

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埃及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埃及学,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世界各国埃及学研究共同组成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使全世界埃及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拟就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作一阐述。     

国内外学者对拜占庭帝国衰亡原因的研究

自16世纪拜占庭学产生之日起,学们就开始了对帝国衰亡原因的研究,以期能从这个大帝国的衰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拜占庭学研究是从19世纪开始的。而中国学对拜占庭帝国衰亡原因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中叶,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基本与国际拜占庭学研究接轨,尤其是近20年内中国学们广泛地吸纳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拜占庭学研究中做出了不小的成绩,令国际拜占庭学界刮目相看。     

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日本东京大学的“东洋史学”和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为中心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盛极一时,取代传统日本汉学占据了日本中国学的主流。与日本传统的中国学研究相比,日本近代中国学研究褪去了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敬畏,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烙印。本文以日本“支那学”的创始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考察知识分子与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关系,反思今日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存在的问题。     

“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6年8月19—20日,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召开,国内外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一、故宫学理论与故宫博物院史研究。郑欣淼回顾了故宫博物院90余年的发展史,指出故宫学的研究必须坚持进步与创新,把学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树立开放多     

葡人私据浙东沿海Liampo——双屿港古今地望考实

本是对16世纪葡萄牙人私据的Liampo和中国献称为“贼巢”的双屿港的新考证。中对19世纪初以来中外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和遗留问题,以及当前学研究的误解做了评述订正,认为双屿港埠当在今六横岛涨起港。     

“故宫学”十年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故宫学"提出已整整十年。为推动故宫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承办的"故宫学十年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9-20日在故宫博物院成功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法国、加拿大、日本的专家学者共12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约100名代表围     

读彭林先生《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然而自19世纪晚期以来,源远流长的礼仪传统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彭林先生撰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华书局,2004年)适时出版。该书介绍了古代礼仪的基本内容,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礼学所表现出的热爱,以及在礼学研究方面厚积薄发、提要钩玄的学养功力。作为中国旧学之大宗的礼学,素称难治。要深入浅出地介绍,无疑更是难题。19世纪之前有一些普及三礼知识的蒙学读物,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介绍的《仪礼韵言》,但这样的作品对当代读者显然有相当的距离。20世纪以后清通晓易而具普及特色的礼学著作,往往多集中于…     

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综述

由沈阳市台湾事务办公室、沈阳市历史学会和沈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海峡两岸‘勿忘九一八’研讨会”于2001年9月17日至19日在沈阳召开,中国大陆学31人、台湾学42人、美国学9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强两岸交流合作,促进祖国统一进程。围绕中心议题,与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中国学者对拜占廷史研究综述

拜占廷学于16世纪前半叶产生于德国,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的150年间,拜占廷学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它已逐渐成为一门真正的国际科学,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及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建立了研究拜占廷学的中心。1927年以来定期举行的拜占廷学世界大会,充分说明了各国学者从事拜占廷学研究的国际意义。大会上提出的报告和进行的讨论标志着拜占廷学的不断发展。①中国对于拜占廷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直到5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译作和论文发表。中国学者对拜占廷史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至今…     

光复会成立100周年暨第二届民国浙江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杭州师范学院人学院主办,上海中山学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范办公室、浙江省历史学会、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江苏孙中山研究会、安徽大学人学院协办的“光复会成立100周年暨第二届民国浙江史学术研讨会”2004年8月19日至20日在杭州举行,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50余专家学出席了研讨会。     

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欧亚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9日至21日在新疆吐鲁番市隆重召开。来自德国、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日本、土耳其、意大利、韩国、乌兹别克斯坦、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19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政治民主是东西方学者的共同话题--南京"各国议会制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各国议会制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三个论题。第一个论题为当代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制．来自西方的学和中国学提交了一批报告,论及19世纪以来欧洲国家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当代西方议会民主制的某些局限性,第二个论题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村民自治改革．中国学提交了一批论,讨论了中国宪法中关于村民自治的条款以及村民自治个案研究的结果,第三个论题是西方民主制的起源问题。中国学提交了一批报告,涉及西方城市自治传统、中世纪议会制对近代民主制的作用等。与会中外代表一致认为,民主是中西方学共同努力的目标和中西方学、政治家共同关心的课题。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了推动辛亥革命研究的深入开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10月16日至19日在武昌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计有中国大陆学87人,台、港、澳地区学15人,旅外学3人,美国、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学22人,共提交论102篇。与会学围绕“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这一主题,就以下分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国际史学家盛会——记“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研讨会

2001年5月16～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在南京联合举办了“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武寅和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洪银兴为首的组织委员会。这是一次回顾过去,     

不以成败说往事——白吉庵著《章士钊传》书后

章士钊(行严)于1973年以92岁高龄逝世,一生跨越19、20世纪,涉足政、学两界,是一位矛盾而有争议的人物.     

日本埃及学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日本学者对于古埃及的关注始于19世纪晚期。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埃及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日本主导的埃及考古实践的展开、日益密切的海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的埃及学也展现出了一些不足,如对文献研究的回避、学科定位的困难等等。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埃及学者活跃于埃及考古发掘与保护的第一线,但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日本埃及学"。文化上的距离、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同为东亚国家的中国在埃及学的发展道路上与日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日本埃及学的发展之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综述

孙中山基金会和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于2000年11月19—23日在孙中山故乡联合举办了“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章开沅、张岂之、张磊、蒋永敬、胡春惠等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100多位学出席了会议。与会学提供论近80篇,围绕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兹将主要观点予以概述。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库朗热的《古代城邦》

近年来,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在国内古典学领域吸引了一定的关注。尽管是一部名著,但它依据的史料和得出的结论已不被当代古典学者所承认。《古代城邦》是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产物,二者讨论着相同的问题,遵循着相似的研究范式。因此,今天我们阅读库朗热《古代城邦》的意义不是摒弃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古典学研究中的运用,而是通过回溯源头的方式,重新强调二者结合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