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田家英晋东南农村调查（一）

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9月29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三包一奖”是包产、包工、包投资、超产奖励——笔者注）。     

“包产到户”北京推行遇阻

一、北京农村改革阻力重重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实行“包产到户”（即所谓“单干”）的是安徽风阳小岗村,时间在1978年11月。实际上,在此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所探索。在北京,早在1964年,北京郊区怀柔县汤河口公社东帽湾大队,对社员果永才一家就实行了“包（山）沟到户”的政策,“单干”15年,粮食产量增加21倍多。     

五华民间建屋“上梁”及“包跳”习俗

五华,乃至梅州各县民间建屋有上梁、包跳习俗。五华,特别是五华北部一带。建国前在上梁时要制作“煎堆”(包括曾姓人制油禄里,下同)。就五华的所谓“上梁煎堆包跳板”习俗而言,是由“上梁天该包跳慢”的谐音缘起而成。反映了客家人向往吉利,追求幸福的心理。     

小宝宝,大气些

洋洋有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他小伙伴的都被吸引了过来,想亲手玩一玩。这可急坏了洋洋,紧紧抱着电动车,连声喊叫:“不行,这是我的,我的!”连妈妈来劝说都不管用。小伙伴们都失望极了,洋洋的“小气包”行为也让妈妈很为难。其实,像洋洋这样的“小气包”可多了,试看你周围的三四岁的小宝宝,有几个不是“洋洋第二”?当然,“小气”的表现形式也是形形色色——食物不肯给别人吃。“小气包”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饼干,你若将手伸过去:“给叔叔一块好吗?”回答肯定是“不”。玩具不给别人玩。家里来了小客人,当你要求“小气包”把玩具给小客人一起…     

“一包三改”：20世纪80年代的堰桥版和正定版

<正>1984年4月8日,无锡市委总结推广“一包三改”堰桥经验,将乡镇企业的改革引向深入。4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堰桥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一文,并配发评论《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5月25日,省委批转无锡市委《关于总结和推广无锡县堰桥乡乡镇工业“一包三改”经验的报告》。“一包三改”经验的影响由无锡全市传至全省并辐射全国,极大激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1984年5月,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领有关人员专程到江苏学习考察近一个月,先后考察了无锡、常熟、     

探索实现农村财务民主化管理的新途径──对青海省湟源县推行“村有乡管、财务公开”制度的调查

1986年,青海省没源县在全县农村财务清理的基础上,立足本县实际,全面推行农村财务“村有乡管、财务公开”制度,真正把农村财务纳入了规范化管理的渠道。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实行这项制度,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推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改善了干群夫系,也为全面推行农村财务民主化管理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途径。主要做法（一）抓好“两清”、“两管”,是推行“村有乡管,财务公开”制度的基础。第一个“清”和“管”是指“清”理村社集体资金归乡经管站“管”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落实,农村集体财务原有的管理模…     

草原穹庐——蒙古包

洁白的毡房缕缕炊烟,轻轻地飘向蓝天;广袤无垠的草原任你遐想,蒙古包就是你的家园。大批中外游客前往成吉思汗陵园旅游观光,总是喜欢到久久向往的蒙古包里作客,领略热情好客的“马背民族”炽热的情怀,聆听草原牧女那优美动听的歌声……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草原上的蒙古族大部分已经离开世代居住的蒙古包,但是他们依然眷恋着祖辈留下的蒙古包,还有不少的牧民仍旧住在蒙古包里,特别是夏季,牧民在草原上放牧,总是以蒙古包为家。蒙古包,蒙古语称“芒格勒格日”,是满族对蒙古族牧民住所的称呼。这是一种天穹式的住所,呈圆形尖顶,通常用毛毡一层或双层覆盖。“包”,满语是“家”、“屋”的意思。《史记》、《汉书》里记载的“穹庐”或“毡帐”便是蒙古包。北齐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歌“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之句,即说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就有这种毡帐。蒙古包是牧民游牧生活的产物,它往往单独设在广阔的草原上。因其形状是圆的,所以在大风雪中阻力小,不积雪,下雨时包顶又不存水。包的门小,且连着地面,寒气不易侵入;包内的百叶“哈纳”,由几十根粗细均匀的木棍和皮毛绳连接而成,用时将其拉开便成圆形的蒙古包花墙,搬迁时将其折叠体积便缩小,而且又能当牛马车的车板。包的顶端有通风口可...     

当年“飞机包” 侵略者罪证——绥化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保护历史遗址深入开展用志工作

绥化市地方志办公室注重深入开展用志工作,充分利用历史遗址资源,积极开展用志活动,近期对绥化市北林区现存的日军侵华部分历史遗址-“飞机包”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保留利用“飞机包”的建议.     

邓小平与安徽经济体制改革

1959年至1960年问,安徽农村同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一样,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冷静地总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在深入基层认真倾听农民意见之后,省委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点,取得了成功,后又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态支持,于1961年在全省范围内试行了“责任田”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一年,粮食大丰收,农村非正常死亡现象得到了制止。正当省委意欲继续推行“责任田”时,1962年2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试行“责任田”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免除了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责任田”被强令改正。     

五访邢燕子

1960年前后,由于“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和自然灾害,我国农村大多处在土地荒芜、粮食奇缺的状态。一些青年,特别是有文化的青年,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女青年也不愿嫁到农村。为此,团中央把号召有志青年热爱新农村、建设新农村作为中心工作。但因为男劳力去搞“大兵团”作战,农村女青年反倒成了劳动主力。彭德怀元帅的“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就是这种现实的写照。因此,农村出现了许多妇女劳动组织,如河南的“花木兰队”,河北的“铁姑娘队”等。河北最著名的“铁姑娘队”是宝坻县小于庄党支书张庆贺组织他妹妹张秀敏为队长的“铁姑娘队”。距小于庄七里的司家庄党支书董德林也组织了一个铁姑娘队,后更名为“燕子队”。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婆婆·粽子·亲妈

某户人家的婆婆对媳妇说:“端午节快到了,咱们两个今天来包棕子吧。”包粽子,对现代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有点困难,这位媳妇虽然不会包粽子,不过婆婆既已开口,自然也不好违背。     

安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

有人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安徽开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安徽先后进行了“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即“责任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即“包干到户”或“大包干”）及“农村税费改革”的试验和改革。     

西部农村智力回流问题浅析

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动西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智力田漉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提高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含量,也是建构农村科技推广、各种层次教育、现代管理模式等农村社会发展因素的关键所在。本主要探讨了智力回流对西部农村发展的意义,智力回流的“推-拉”力、阻力．以及推动智力回流的相关对策。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浅谈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民普遍关注的热点。而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简称“三资”管理）,是做好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如果不规范,就会造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甚至会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因此,想要更好的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就要致力于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本文通过对当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探讨规范和加强我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的有效对策,从而推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与鄞州新农村文化建设

鄞州区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龙头,以农村文化建设新模式“星光工程”为基础,以“普惠、均等、优质、领先”为目标,通过农村文化设施“三联建”、文化活动“三联动”,提升新农村文化的内涵和品牌创建,实现鄞州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向高位发展。     

农村合作与金融“下乡”——1934—1937年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考察

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     

历史视野下的"三农问题"--"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滞障。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农村经济、农村市场、农村城市化道路、农村政治及农村历史发展总趋势等多方面进行广泛的讨论,追溯“三农问题根源,并试图对这一重大课题提出历史学家的锐见。